实际上，在雍正二年的七、八月份，雍正就斥责胤禩与胤禟、胤禵等人曾于康熙年间结党，正式拉开了整治胤禩集团的序幕。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雍正即便对年羹尧心存不满，也绝不希望自己同时两面树敌，再去打击对其本无威胁而且当时还属于自己阵营的年羹尧。因此，雍正迟早可能会收拾年羹尧，但按其计划应排在惩治胤禩等人之后。但事实上，雍正却在二年的秋冬之际毅然决定先除掉他当时的宠臣年羹尧，而对他的死敌胤禩集团的打击却暂时减缓了，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雍正三年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对年羹尧的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其实，年羹尧所有罪状加起来不过四个字：大逆不道。史料上说，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九年获得进士出身。何谓进士出身？明、清科举制度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会试考中者叫做贡士或贡生，殿试考中者即为进士。进士按名次又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分别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
　　那个《儒林外史》里因考中了而发疯的范进，只是在省级举办的乡试中考中了举人，还没有进入第二轮的会试呢。而进士出身的年羹尧却是在最后一轮的殿试中获得二甲进士的名次，而且还进过翰林院，真真的不仅不是一介武夫，甚至可以说是饱学经书了。
　　可是史书上记录的有关年羹尧做的那些大逆不道的罪行，却让人怎么看怎么感觉这是一个没头脑、没文化的人做的蠢事。关于年羹尧的这些具体的“事迹”，清史资料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在这里我只想问：难道饱学经书的年羹尧真的不知道谦虚自保，没想过恪守为臣之道吗？
　　日期：2015-06-11 10:09:47
　　史料上记载，在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之后，老皇帝康熙便让其心目中的皇位继承人雍亲王胤禛协助自己料理国务，并且除了军事之外逐渐在各个领域都放手令其自行处理。为何康熙不让胤禛染指军队？这恐怕也是康熙暗地里防着雍亲王胤禛的一手，因为历史上杀父弑君的例子太多了。而且康熙不仅不让胤禛染指军事，甚至还让胤禛的政治对手胤禩集团的十四阿哥胤禵协助自己处理军队要务，以此来警示、牵制胤禛。

　　因此，直到康熙去世，刚刚继承皇位的雍正不仅没有处理军务的任何经验，而且在军队里也没有他的任何亲信。作为一个通过战争夺取中原的大清帝国来说，一个没有任何军事指挥经验的皇帝，一个在军队里没有任何亲信更没有什么威信的皇帝，怎么可能会让当时的王公大臣们折服？所以，刚当上皇帝的雍正一定要用一场战争的胜利来证明他军事上的能力，也一定要在军队中树立一个自己的代言人。

　　雍正树立的这个在军队中的代言人便是年羹尧。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胤禵被雍正召回京城参加父丧，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雍正元年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样，年羹尧便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了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也在仅仅管理着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

　　为了大树特树他的这一军队代言人，雍正给了年羹尧极大的权力，甚至赐予了他许多“特权”。不久之后的西藏叛乱又给了雍正发动战争的借口。而通过年羹尧指挥这场战争取得的胜利，雍正完全封住了胤禩集团鼓噪新皇帝不懂军事的口舌，为其皇位的稳固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雍正通过一场战争的胜利，树立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威信，并通过年羹尧这个其在军队中的代理人，撤换了许多原部队中胤禵手下的亲信将领，将军队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因此，年羹尧所谓的“擅作威福”、“不守为臣之道”，应该说都是当初雍正为了自己掌控军队的需要而赐予年羹尧的特殊权利。然而好景不长，年羹尧的这些特殊权利，仅仅在雍正二年的十月其第二次进京陛见之后，就被突然地彻底剥夺了。
　　日期：2015-06-11 12:56:30
　　史书上说，雍正惩治年羹尧的导火索是其在赴京途中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且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也是“御前箕坐，无人臣礼”。
　　如果雍正不命令那帮大臣跪道迎接，作为都统、直隶总督的大臣们怎敢向年羹尧下跪？如果雍正不让年羹尧“黄缰紫骝”，年羹尧怎敢如此在王公大臣面前招摇过市？如果雍正不给年羹尧赐座，作为臣子的年羹尧又怎敢“御前箕坐”？可见，不是年羹尧故意“无礼”，而是雍正让他“无礼”的呀！
　　如果说这次年羹尧进京时雍正安排他做这些“无礼”举动就是为了寻找惩治他的借口，那我还真不敢苟同。因为年羹尧的“无礼”之举一直就有，也太多太多，如果雍正要想惩办年羹尧，根本就不用在此时再设什么类似的陷阱，直接把他以前做的那些事端出来即可。况且，雍正皇帝刚刚在七、八月份提出御制“朋党论”，准备开始着手打击胤禩集团，而这次调年羹尧进京很有可能就是为了同他商讨如何惩治胤禩集团之事的。因为有史料表明，年羹尧这次来京九月份路过保定时，曾向直隶总督李维钧透露：“明年三、四月间，朝内必然有事，你是汉人不知道。”年羹尧所说的“朝内必然有事”应该就是指的雍正准备与胤禩集团公开决裂这件事。

　　可见，年羹尧九月底进京的时候还是受到雍正破格接待的。但仅仅一个多月之后其刚刚离京，雍正就在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上朱批：“年羹尧今来陛见，不知精神不加，不知功高自满，有许多朕不取处”；现已“被联看破”，“非无瑕之器”；“奏对之间错乱悖谬，举止乖张，大露擅作威福，市恩揽权情状”……，开始了对年羹尧的发难。
　　根据以上这些分析，我们不难推测：在雍正二年的九月底到十一月初年羹尧进京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定突然发生了涉及到年羹尧的意外事件。而正是这一事件的发生，让雍正找到了一个既可以提前惩治年羹尧，并且还可以随后以此继续打击胤禩集团的绝佳机会。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致使雍正再一次对年羹尧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呢？可惜现有的史料上对此没有任何的记载。可是，史料却记载了整整一年之后的雍正三年十一月，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突然病重，并很快于当月二十三日死去。而仅仅不到一个月，年羹尧又被雍正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