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些比较之后，再回到大宛不会铸币、制作铁器、打井的疑问原点，似乎就值得重新审视了。《史记》原文是：“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
　　首先，大宛不可能不知道铸钱，《史记》曾说周边的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这是典型的希腊式货币。而大夏更拥有规模庞大的造币厂，后来考古发掘出的大夏造希腊钱币竟超过其他存世的古希腊钱币的总和。而大宛深受大夏统治和同化，岂会不知铸币？
　　而所谓“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也不足为证。当时汉朝国内大量流通黄金白金，因流量过剩，白金甚至失去使用价值，成了废币。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亚市场上，汉地的黄、白金的币面价值肯定低于其币材价值，因此销融后加工成金器银器，利润将翻数倍。中国唐宋时期民间就普遍这么干过，头脑精明的大宛人又岂会想不到这一点？

　　因此，班固在《汉书》中对《史记》做了修正，将“不知铸钱器”的“钱”字换成了“铁”字。而大宛也不可能“不知铸铁器”，毕竟铁制的兵器与农具早在很久前就在波斯等附近地区使用。这里的“铁”，应该指的是钢。炼钢术是当时中国独有的技术，罗马的博学家们对中国的钢制品赞叹不已。至于大宛不会打井，则可能和中、西亚发达的灌溉农业传统有关，对水井依赖度较小。大宛城外河流纵横，水直接引入城里，取用方便，也就不怎么费那个力气去打井了。后来李广利围大宛四十余天，也没见大宛人被渴死，这说明大宛人自有他们的解决办法。因此，大宛至少是是一个以当地的塞种人为居民主体，以希腊贵族与移民为社会上层的希腊化国家。

　　这是个很让人产生兴趣的结论，这意味着我们的老祖宗，原来早在两千年前就与西方文明有了直接交道，并且在政治、经济到军事的各层面展开了面对面的较量。
　　日期：2012-10-31 16:35:29
　　战争前奏------在命运的起跑线上
　　当今天的我们只能从遗迹和文物中去寻访古希腊文明时，汉使们却是有幸最早接触希腊文明的中国人。他们横跨万里,深入大夏、条枝、黎轩这些泛希腊世界，进行旅行和访问。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用希腊式的大理石建筑起来的神殿、体育馆、戏剧院，瞻仰了高耸的雅典娜或宙斯等诸神的雕像。这些杰作在样式上比雅典、底比斯的作品甚至更壮丽和华美。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想像，汉使们-----这些很可能同时又是卫青的门客、司马迁的朋友或者张骞的同乡们，将从陈列着人体雕像的大街上穿过，徜徉于树立着伊奥尼亚式立柱建筑的广场，徘徊在那时最流行的斯多噶式柱廊的长方形市政厅，或身为上流社会宴会的坐上宾，光临豪华的希腊式装修的贵族豪宅。在装点着希腊式绘画、铺着波斯地毯，陈列着爱琴海世界的宝藏的客厅里，与操希腊语的主人们会见、交流，互赠礼物。一同在伴有竖琴演奏与歌舞表演的宴会上用银制的餐具共进晚餐。

　　他们或许还在叙利亚和小亚的城邦中观摩过希腊式的公民大会和投票表决。广场上挤满叽叽喳喳的公民们为国家的大事小情争吵着。不知我们的祖先在与希腊人的交流中，是否会感受到西方式的热忱与理智，而且与东方人相比，发现这些金发碧眼的人们在精神上不那么卑弱。
　　只是体育馆他们是去不了的，那是只有希腊人才能享有的特权。何况体育场里的裸体煅炼，肯定会让东方客人们感到难堪。
　　如有余兴，甚至可以造访图书馆，亲手翻阅亚里士多德或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如果赶上了希腊人一年一度的戏剧节，做为遥远的东方客人，还会荣幸的出现在露天剧场的环形看台上，宾主一起欣赏着欧里庇得斯创作的悲剧，或者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当两种完全异质的伟大文明相碰撞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带来怎样的心灵震撼，启发怎样的思考，这一切令我们无限暇想。

　　遗憾的是，中国的史书上却并未留下什么记忆。对身负政治使命的张骞们来说，他们的心中也许只有个人前途和建功立业。何况他们不是来旅游观光的，而是为大汉寻找军事盟友的，即使偶尔闪过一丝好奇的雅兴，他们那粗糙而现实的文化感知也只不过留意到当地“多奇物”和在羊皮纸上从左到右写字的方式，其余竟别无值得一提之处。

　　若说还有其他感触，那只能是当地低下的生产技能、落后的物质水平，不懂得怎样炼钢、养蚕缫丝。而且希腊式的陶器与中国精美的漆器相比，又是那样的简陋与粗夯。这从当时中国输入西方的几乎都是技术型产品，而从西方输入的却都是葡萄、苜蓿、黄瓜一类自然产物就可见一斑。依中原人的标准，希腊化国家可能只不过是一群有着奇怪习俗的“第三世界”。

　　何况，汉使最重要的出访内容，是考察西域各国的军事能力，以寻找够资格的反匈盟友。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希腊化国家令他们失望。
　　看看太史公是怎么说的：
　　“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而兵弱”。
　　大夏“兵弱，畏战”。
　　至于曾是大夏一部份的大宛，那就更不堪一击了，汉使们甚至向武帝保证：“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尽虏破宛矣”

　　应当说，一向大嘴欺世的汉使们，倒未必在这一点上吹牛。
　　汉代的中国军队，装备早就机弩化，军队的结构已进化到以射击型部队为主体，在作战方式上已具有初步的近代化军队的特征。而希腊化国家的军队，则是希腊与游牧民族相混合的军队，显得那么过时、原始，仍停留在“弓矛骑射”的初级兵种形态。不仅如此，在兵器质量上，汉朝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尤其是坚韧、锋利的钢制兵器简直风靡世界，安息人依仗引进汉朝的兵工技术，占了罗马人很大便宜，普鲁塔克曾称这种钢质刀剑为“木鹿武器”，木鹿在今土库曼的马鲁，因与中国有近水楼台之便而成为一大兵工中心。至于战争的艺术，产生过孙子、孙膑、白起、李牧的汉民族，也没有任何理由在希腊、罗马人面前底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