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7-09 13:05:06
　　【更新】第二十六章 限佛运动 （上）
　　我之所以用“限佛”而不是“辟佛”、“废佛”这样的词汇，是因为相对前面的“三武”前辈们，柴荣对佛教的总体态度并非是深恶痛绝，一棍子打死，而是适当限制，因为在当时，佛教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限制的地步。
　　五代十国的连年混战让整个中原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但与此同时，佛教却再次迎来了赢来了发展的繁荣期,最直接具体的表现就是，佛教寺院遍布全国，和尚尼姑数量激增。
　　据《资治通鉴》记载，显德元年，后周全国共有大小寺庙三万三千零五十四座,如果按照每座寺庙平均拥有员工（也就是和尚尼姑）10人来计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了），全国应该有和尚尼姑三十三万人左右。

　　请大家务必注意刚才所说的这个年份：显德元年。这一年柴荣刚刚即位，后周的地盘只有近九十个州，六七百万人口，平均计算下来，每个州拥有寺庙三百多座，僧尼近四千人，僧尼总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全国军队的总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组数字和比例岂止是惊人，简直就是骇人听闻了。
　　数字本身是枯燥无味的，但这一系列数字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当然，这种影响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消极的，具体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
　　首先，全国人民都跑去当了和尚尼姑，从事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的劳动力自然就减少了，导致耕地荒废，农业生产衰退，粮食产量下降，老百姓生产积极性萎缩，国家赋税收入也随之减少，因为粮食始终是国家赋税收入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其次，寺院的大量建设必然会占用大量耕地，由于当时没有土地法，也没有严守耕地红线的基本国策，所以只要想投资房地产，不用搞招拍挂，更不用交土地出让金，随便找块地就能开工建设寺庙，只要建成了就拥有了完整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绝对不会被认定为违法建筑，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还可以美名其曰属于慈善公益事业，堂而皇之的享受税收减免等各项优惠政策，耕地的减少当然也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产量，进而影响国家赋税收入。

　　再次，经营一家寺院，除了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外，还要进行配套工程建设、室内外装修装饰，这跟现代工程建设没什么两样，而在寺院配套和装修装饰工程中最重要的项目就是铸造佛像，也就是佛教术语中常说的“塑金身”。
　　本来很多佛像都是泥塑的，所以民间才有“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这种俗语说法，然后在泥胎外面涂上彩漆，就当是“塑金身”了，反正“佛祖在你我心中”，佛像只是供人瞻仰的，大家也都不那么计较，至于以救苦救难、普渡终生为己任的西天众佛祖，大人有大量，当然也不会在乎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一般只有遇到财大气粗的大善人在布施捐款时，寺院才能有钱铸造一尊铜制佛像，然后当做镇院之宝小心供奉着，这种铜制佛像就算是名副其实的“金身”了，因为在中国古代，铜属于流通货币的主要原材料，就已经算是贵金属了，大部分时候人们所说的金即是铜，铜即是金，如果真的用纯金打造一尊佛像，或者铜制佛像外面镀金，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土豪金”了，其实并不受佛教信徒们的欢迎。

　　按照寺庙这种正常的资金运作方式，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问题是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这种资金运作方式就变得不正常了，为了表示对佛祖的虔诚，各地兴起了铸造铜佛像的狂潮，问题也随之产生。
　　铜是国家专营的重要战略物资，严禁任何私人擅自开采，这些铸造佛像的人是没有办法自己开采冶炼铜矿的，可佛像不能不铸，否则何以表达对佛祖大人们的虔诚呢？于是这些狂热的信徒们把铸铜所需原材料的视线转向了现成的铜制品，包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铜盆、铜罐、铜勺、铜碗、铜盘等等各种铜制品，反正只要是跟铜字沾上边的，哪怕不是纯铜，也全都奉献出来给佛祖塑金身，而在这些种类繁多的铜制品中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来源则是一种人人皆有的东西——铜钱。

　　日期：2014-07-09 19:27:46
　　【更新】第二十六章 限佛运动 （中）
　　使用这些铜制品铸造佛像的方法流程也很简单，把铜钱等各种铜制品回炉再炼，高温熔化成铜水，然后再重新铸造成佛像。
　　只要你想象一下一尊铜佛像，哪怕是一个拳头大的佛像与一个铜钱在体积和重量上的巨大差别，就可以发现这种熔铜铸像的行为是对铜资源多么可怕的浪费，这边官办的矿场和铸币厂开足马力，加班加点地采矿、冶炼、铸币，那边全民崇佛，不吃不喝地熔铸铜佛像，一边生产，一边消费，而且还是单向消费，不能回笼，再大的生产规模和速度也赶不上民间熔铸铜像的浪费挥霍啊！
　　随着这股熔钱之风越刮越盛，大量铜钱变身铜像，造成了市场上流通的铜钱不断减少，进而造成了这个国家铜资源的匮乏，政府也无法铸币及时弥补市场上的货币需求，必然造成流通中的货币减少，进而造成物价上涨，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
　　这是经济学和金融学中最基本浅显的规律，不但你我明白，千年前的古人也很清楚，只是那些痴狂的善男信女和无知的僧侣尼姑们似乎并不懂得，史书记载，后周“久不铸钱”，至于其中原因，倒不是郭威、柴荣这些皇帝们不想铸钱，而是没有足够的铜料让他们铸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最后，佛教寺庙的兴盛造就了大批只知索取，不知奉献的社会蛀虫。

　　当时寺院中的僧尼都是专业全职的佛教信徒，每天的工作就是诵经念佛，敲敲木鱼，撞撞大钟，不用从事农业生产，完全靠社会捐助和他人辛苦劳动成果来养活自己。即便有些寺院拥有自己的土地，也绝不会自己亲自下地劳动，而是出租出去给那些没有土地的佃农去耕种，自己则坐收租金或者粮赋，当起了地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和尚地主们所有收入都不用交税，绝对算的上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正因为当和尚有如此众多实惠，所以就成了那个时代很有前途的一份职业，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纷纷放弃了自己完整的家庭，放弃了其他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比如耕地、种茶、当小贩等等，毅然投身到这份很有发展前途的事业中去，其热门程度远远超过如今的公务员，至于什么蓝领、白领、金领、红领等等更是统统不在话下。在那个时代，只有跟着佛祖大爷混才是硬道理。
　　由于佛教僧尼专业队伍的不断壮大，加上当时没有严格的职业准入和招考制度，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经过简单的剃度仪式，剃光了头发就能成为专业和尚，所以出于种种诱惑因素，很多动机不纯粹、信仰不坚定的人也混进了僧尼队伍的行列，什么江洋大盗，奸人细作，潜逃罪犯，亡命之徒等等走投无路时也往往会把出家当和尚作为避难的手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些人可不是什么真正的善男信女，他们不过是披着袈裟的俗人，披着羊皮的狼，胆小的混吃混喝，求个衣食无忧，饱食终日，胆大的投机取巧，蝇营狗苟，图个发财致富，个别无耻之徒还会打着和尚的名头，干一些坑蒙拐骗、打家劫舍，甚至**妇女、杀人越货的罪恶勾当。
　　可以说，佛教发展到五代十国后期，已经从统治者用于麻痹百姓的“精神鸦片”变成了阻碍国家社会发展的“毒瘤”，已经从统治者的同盟者转向了对立面，其负面和消极影响已经完全超过了其正面和积极作用，佛教已经堕落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