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杂志的名称叫《江南》。也是爹在回家的路上买的。那一期上刊登了一部中篇小说《丐侠》，一位武功高强，却愿意隐姓埋名，锄霸安良的功夫大侠的故事，我特别喜欢。但爹娘总是不愿意遂我的意，他们俩人一致认为那本杂志应该给大毛。我多次争取无效之后，决定把那部小说抄写下来。抄写心切，拿到学校里来，刚刚抄写完成，被老师发现，本子和杂志同时被没收。
　　我不但看大部头小说，还会听小说。
　　1978年，村里还没有分田到户，仍然是集体劳动制度。一个成年劳动力，一年时间不参加集体劳动，就需要向生产队交钱。我爹到江西烧炭，一年要交300元钱。过年回家的时候，他花30元买了一台收音机，我们村里第一台收音机。因此，我们家被公认为是村里有最有钱的。
　　起初我对收音机并不感兴趣。里面播放的新闻、歌曲我都不喜欢。三年级夏天，中午回家，母亲在厨房里做饭，把收音机摆放在最靠近厨房的窗沿上。里面正在播讲一部小说《彩霞满天》。小说由一男一女轮流讲述，讲的是一个富家女子，请了一位帅气的男大学生当家教。调皮的学生用汉字为英文单词注音，什么“狗得来”、“狗的摸脸”、“狗的一吻您”之类。虽然我没有学过英文，但也觉得“狗的摸脸”很滑稽可笑。

　　我是小学生，我知道很快我就能读初中。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也可能有机会读大学。小说中的初中、大学生活都深深地吸引了我。
　　每次结束时，收音机里都会播报：“刚才为您广播的是琼瑶的长篇小说《彩霞满天》”，让我记住了一位叫琼瑶的作家。
　　这么一听我就着了迷。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八点，我都会坐在收音机旁听小说。晚上大多是由单田芳讲的评书，如《三侠五义》《水浒传》《杨家将》《岳飞》等。与播讲现代小说完全不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精彩。
　　我从收音机里陆续收听了《人生》《小水》《梁柱的帽子》《山菊花》等小说，甚至还听长篇配乐小说《叶秋红》《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高山下的花环》等。

　　这些小说都是对我人生的启蒙。那些穷困的日子里，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小说里的故事，懵懵懂懂地跟着小说里的人物一起经历各种悲欢离合，一起体味爱恨情仇。小说又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它挑起了太多非常不切实际的欲望，让人变得不安分，让人多愁善感。还好，我不是女孩子，否则的话，看到满地落花的时候我也会去葬花。村里的柳、槐、桃、李、杏和泡桐树那么多落花，十天半个月也扫不完，得活活累死。

　　一个十岁的农村孩子，并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比如说，如果你掌握了一门技艺，如音乐、歌曲、诗歌、散文、小说、舞蹈、绘画等，就可以借助这技艺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可惜的是，这些我一样都没有学会。一位堂哥会“谱曲”，他要是觉得无聊，或者觉得很高兴，他就用自己的曲调来抒发情感，于是，村里人总是能听到他大声地唱道：“呀……嘿……噫……嘿……呀……呀……喂……”另一位堂兄钱为福成天有模有样地学唱豫剧。他对我说他长大后要当戏剧演员。

　　作词谱曲我不会，但漏音跑调地唱歌还是能学会的。四年级，年轻的地理老师教会我们两首歌：《驼铃》和《军港之夜》。我惊喜地发现，这两首歌就是我表达情绪的绝妙工具：我要是高兴了，唱出的《驼铃》《军港之夜》就是轻快的调子；我要难过了，唱出的《驼铃》《军港之夜》就是忧伤的调子。
　　有一次跟表哥表姐一起去看电影《泪痕》，看大家泪流满面。回家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一个冬夜，跟妈和村里一群人去邻村看电影。露天放映，大人带着小板凳，小孩子就到人家的草垛子上扯一把稻草坐在潮湿的地上。那天晚上放两个片子，一个古装片《审妻》和一个战争片。大人们看古装片看得津津有味，看战争片的时候，总是哈欠连天的。要不是我们几个小孩子抗议，早就回家了。终于到吹冲锋号的那一刻了，小孩子们兴奋极了，双手攥成拳头，紧紧地盯着银幕。大人们纷纷起身离座，吆喝着自家孩子，起来快起来回家了。

　　我们几个小孩想看完再走。可是大人们拿着手电筒，四下里黑灯瞎火的，不跟着他们找不着回家的路，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跟着回家。在路上，我跟邻居的一位堂哥走在一起，他比我大一岁。我说为什么电影不能从开始到结尾一直吹着冲锋号冲锋呢？堂兄说肯定不行，放映的镜头受不了，要烧坏的。我问是真的吗？他说骗人是小狗。
　　还有一次，也是冬天的晚上，我们村里十几个孩子步行十多里路到一个村子看电影。我平生第一次看了武侠片《自古英雄出少年》，第一次看到慢镜头，想不明白。回家的路上，我不说话，心里一直在琢磨，为什么人可以那么慢慢腾空翻转。是气功，是轻功，还是什么功？那个问题困扰我了好几天。
　　“钱阆，钱阆，散会了，你怎么不走？”有个人在叫我，我一激灵，从胡思乱想中醒过来。是班主任在叫我。我左右一看，同学们都不见了。两个老师在帮校长搬桌子。
　　电影、小说、连环画，向我展示了一个与钱洼不一样的世界。我急切地想快点长大，快点走出村子，去看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