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酒诰》中说：“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这是生活在商周之际的周公姬旦解说商国封建制度的话，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目前专家学者解读商代封建制度时也常以此为证。他们的观点大体是，商代分封的诸侯有侯、甸、男、卫四种，没有爵位高低之分，只是分工有所不同。
　　开始我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但后来我有一些问题一直想不明白。周朝承接商朝，制度上有所创新是肯定的，但周朝的创新似乎有点太离谱了，周朝诸侯爵位按公侯伯子男五等（这里面还有点小问题，后面会和大家说），怎么会和商朝的诸侯有这么大的差别？而且其中的邦伯作何解？

　　我也在网上看过他人的质疑，还有相关的观点，后来我细细的想了想，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误读了周公旦的这句话。下面给出我的解读，证据并不是非常的足，因为我们国家的史籍文献且不说战争中亡失的，光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损失惨重，哪知道后来又碰到了不要脸的满人大兴文字狱，不但销毁书籍还篡改书籍，想找到有力的证据非常难，这也是关于这段历史说法众多的原因，以至于后来的疑古派直接把中国的历史定格为两千年。好了，扯得有点远了，我的解读不管您赞同反对与否，希望不要想孟子先生对待墨子先生那样，我们存异求同吧。

　　《尚书?酒诰》的“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应该加注标点符号为：“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也就是说，商代内服、外服的分界点是以国为界，这里的国是指的城郭以内，内服是指的国人对国君的服役状态，外服是指的国以外的人对国君的服役状态。国以外的人对国君的服役状态，有两种爵位：侯和伯。

　　侯爵就是商国能控制的范围以内的、且国以外的以诸侯国形式为商国国君服役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些诸侯国都是侯爵。这些侯爵的诸侯国职能有所不同，分为甸、男、卫。甸主要是治田入谷，男战时为兵、平时治田入谷，卫主要是负责征伐和防卫。
　　再说伯爵，对于商国控制范围以外的地方怎么办呢？按照古人理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也是商国的土地和臣民，只是这里的臣民老是有一些不听话的、找揍的，但商国离得确实很远，总有鞭长莫及的感觉，除非不得已是不可能出兵的。那时候又没有飞机，来回一趟就要年把地，打赢了还好，打输了基本等于自己送过去给人家揍得。针对这种情况，商国的办法是在当地找听自己话代言人，替自己揍那些欠揍的人，这些代言人就是伯爵，意思就是你就是这块地方的老大，帮我看着这帮人。按照前后顺序看，基本可以认为侯爵的爵位高于伯爵，天子近臣么，你看看我们国家现在北京掉个砖头就能砸死个处级干部，其他地方可能吗。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如有雷同，志同道合。这样，周文王姬昌“西伯”的你应该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原来周国国君只当了个商国牧师的小官，牧师跟孙猴子的弼马温差不多的意思。虽然国力已经很强大了，但地位却不高，根本就没有位列诸侯，孙猴子为什么大闹天宫啊，不就是嫌官小、没地位、没面子么！现在好了，周王季姬历的事情出来后，周国成为伯爵的诸侯国了，这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三个运气。

　　商帝乙二年，周文王姬昌伐商的结果虽然出乎他的意料，但结果足以令其满意了。商周两国可以说表明上是和好如初了，但我觉得肯定是和好不如初，杀父之仇其实如此简单就能泯灭的，而且此次事件也让周文王姬昌看到了可乘之机。而恰恰周文王姬昌又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机会来了，他以他超凡的实力紧紧地抓住了机会。
　　周文王姬昌归国后，笃行仁政，礼贤下士，据说能够做到“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于是“士以此多归之”。在其被拘之前依附他的士人有名的就有：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名人，应该都有些故事的，但现在我们基本找不到了。我把我所知道的那么一星半点和大家分享下，鬻子的后代后来被封在楚，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绝对的强国，故事很多；辛甲是商纣王帝辛的大臣，屡谏不听，于是弃商投奔了周文王；其他的就不清楚了，只知道都是文王四友。

　　看来周文王姬昌回国后小日子过的还是不错的，名声也一天天大了起来，但接下来周文王姬昌的好日子到头了。商帝辛二十三年，周文王姬昌被商纣王帝辛囚禁在羑里，而且囚禁了整整7年，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日期：2014-12-10 22:23:21
　　10 三公罹难
　　要说好“文王拘羑里”这件事，从商国说起。商国到其末年已是江河日下，封建王朝的通病，随着宗主国的盛极而衰，将会有一些强势诸侯国的兴起，从而导致主客易位，对于宗主国来说这些强势的诸侯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所有的封建王朝从来就没能逃出这个规律，即使后来实施部分封建的西汉也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秦始皇废封建制而行郡县制的一个根本原因。

　　商国自成汤灭夏，历经几次兴衰，到了帝武丁复兴以后，便如日薄西山般不断衰落。到了商帝乙时期，史记记载说“殷益衰”，而且按照史书的零星记载和相关的考古发现，此时商国应该已经遇到了外族之患，即东夷入侵，这也大大消耗了商国的国力，这也是为什么商周城下之盟商国能够让步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间的规律，此消则彼长，于是各新兴的诸侯强国开始有了不臣之心，大哥毕竟是老了。

　　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背景之下，商国在位九年的帝乙毫无留恋地走了，下一任国君帝辛即位了，帝辛就是我们历史中大名鼎鼎的商纣王，我们就称其为商纣王帝辛吧（商国国君是不称王的，我们后面会说到）。关于这个商纣王帝辛，我们可以用“积毁销骨、众口铄金”来评价，他是一个被历史和演义同时曲解的人物，真实的商纣王帝辛和历史中的他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他应该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君主，当然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去说。反正商纣王帝辛就这么义无反顾地即位了。

　　即位后，商纣王帝辛就致力于恢复商国的往日荣光。但商纣王帝辛面临的问题很复杂，一方面是几个新近兴起的诸侯强国皆有有反客为主之心，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仅仅是暂时力不能及而已；另一方面是东夷祸乱，我们知道当时外围的少数民族，所谓春秋时期所说的戎狄夷蛮一直是先秦时期华夏各国的心腹之患，左转说“商纣为黎之蒐（田猎），东夷叛之”，又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都能说明商纣王帝辛时期所面临的东夷问题。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商纣王帝辛采取了逐个击破的办法，东西线全面开战，那是莽夫，商纣王帝辛明显不是莽夫。他首先采取手段稳住当时几个新兴的强势诸侯国，史记记载，商纣王帝辛“以西伯昌、九侯（也称鬼侯）、鄂侯为三公”。这是商纣王帝辛煞费苦心、千挑万选海选出来的，三个绝对的危险分子，事实证明商纣王帝辛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估计本来周文王不在商纣王候选人名单里的，但是有一个人的一句话引起了他的警觉。崇侯虎（崇国的国君名叫虎，姓姒）对商纣王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估计崇国和周国是有矛盾的，两国是接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