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的交州大致在今广西和越南中北部，广州大致在广东、广西一带，对于中原地区来说，这两处地方都属于蛮荒之地，古时所谓的流放岭南就是指到这一地区。当时这一带“瘴气”弥漫，加上水土不服，北方人到此常常染病身亡，因此当时的官员们都把到交、广任职视同流放。卢绚之子听说父亲要被派到这种地方任职，心急如焚，赶忙乞求李大人叔叔帮忙解决。

　　李林甫便顺势“指点迷津”：“如害怕远行不愿去，则必定要降官。要不然去任太子宾客（太子顾问）或詹事（太子府主管）也是出路，这种任职也是朝廷对贤士的一种很好的安排，供令尊参考。”
　　儿子回家告诉卢绚后，父子俩一商量，感觉两者相比自然是留在京师要好一点，于是卢绚赶忙上表求任东都太子宾客或詹事之职。这两职都远离朝廷且非重要职权，对李林甫的丞相权位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所以李林甫谋划着想让卢绚担任此种职务。见卢绚上表自愿请求到东都任职，李林甫心中暗喜，但又怕忽悠卢绚父子的计谋被人看破，不好径直委任，就先任命卢绚为华州（今陕西华县一带）刺史。卢绚迷惑不解，不知为何李丞相忽然变卦，但也觉得到华州任职刺史也算是个不错的安排，因为此地离京师不远，于是兴致勃勃地前去赴任，谁知刚到华州不几天，就又接到朝廷公文，说他身患重病有误政务，无法胜任刺史重任，改任为太子詹事。卢绚被搞得晕头晕脑，糊里糊涂地拉着铺盖又回到京城，而李林甫却暗自得意，绕了一小圈还是达到了原来目的，并且办得天衣无缝顺畅自然。

　　名为关心帮助，其实包藏祸心，这种笑里藏刀的害人伎俩更加令人防不胜防。
　　御人有道

　　陷害同事阴招频使，树立威严、慑服同僚方面，李林甫的阴险手法也是花样迭出。
　　安禄山，招致唐朝衰败的“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时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因战功赫赫受到了唐玄宗的恩宠。安禄山一代巨奸豪贼，人既彪悍又奸诈凶狠，加上手握实权，不把一般朝廷大员看在眼里。史书记载他体重三百多斤，每次上下宫殿台阶都累得气喘吁吁，时为御史中丞的杨国忠每次见到都赶忙上前搀扶。杨国忠当时正受皇上的宠信，在朝中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当朝红人对安禄山尚且如此，其他大臣更不用说，纷纷溜须拍马巴结讨好。

　　众人这般奉承，安禄山更加觉得不可一世，免不了趾高气扬，在朝里朝外不把其他人等看在眼里，见人爱搭不理，即使遇上了丞相李林甫也是如此，斜眼相识，傲慢无礼。安禄山如此狂妄，一般大臣倒还无所谓，李林甫心胸狭窄之辈，早已是愤懑难抑，只是见他正值大受皇上宠信，不敢冒然发火报复，但奸人多计，李林甫自有妙法。
　　一天，安禄山与御史大夫王鉷一块进宫，李林甫也正好有事来到宫内，远远看见他俩，李林甫灵机一动，假装有事招呼王鉷。王鉷见是李林甫相招，急忙一路小跑过来，躬身低首听李林甫“指示”，神态恭谨之极。安禄山虽然外表凶悍粗犷，其实心思非常缜密，看到跟自己平级的王鉷如此敬畏李林甫（当时安禄山也兼任御史大夫之职），马上意识到这位李丞相可能非同一般，不然王鉷也非等闲之辈，怎么会对他如此低三下四？由此感到自己之前对这位李丞相的态度不够妥当，以后需要小心对待。从此安禄山一改往日对李林甫的傲慢之态，每次见面都主动向前问长问短，恭敬有礼。李林甫没费吹灰之力便让这位后来闹得唐朝天下大乱的角儿俯首称臣。

　　见到安禄山态度有变，李林甫又软硬兼施，随即招呼安禄山一块喝茶聊天。两人一谈，安禄山更加感觉出这位李大人确实非同一般：两人交谈时，李大人经常能够揣知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并且常常是自己还没说几句，人家李大人就能一语点破，往往李之所言，就是己之所想。安禄山十分吃惊，感觉自己仿佛被这位李大人看透了一般。但佩服之余安禄山更多的还是感到了担忧恐惧，因为他已看出这位李丞相非善良之辈，一旦他对自己生了嫌疑，以他的权势和阴狠，自己都无法与他抗衡，他要至己于死地易如反掌。加之此时安禄山早已起了叛乱之心，并且在属地暗中做了大量准备，一旦被这李大人察觉出来，后果不可想象。

　　有了这层忧虑，安禄山自此后一见到李林甫就惶恐惊惧，以至于数九寒天里也常常汗流浃背。回到范阳后，只要有属下从京城西安回来，都要询问“十郎都说什么了？（李林甫在家中排行老十，安禄山称他为十郎）”，只有听到李林甫尽是好话的时候才稍微放下心来，但一旦听说李林甫有什么不明不白的言辞，安禄山则心神难宁，唯恐李林甫弦外有音。
　　李林甫对安禄山以为并非一味哄着，偶尔也不疼不痒地嘱咐安禄山的属下，“告诉安大夫检点一些！”安禄山听到此类消息就心惊胆战，史书记载，他常常拍床叫唤“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一代枭雄对李林甫惧怕至此。
　　日期：2014-08-06 10:40:50
　　英雄泪——淹没在小人漩涡中的岳飞1
　　八百七十年前的一天，一位伟大的英雄正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仰望苍穹，眼神中充满了悲壮和迷茫：难道我华夏民族已经习惯了萎靡沉沦，看不惯壮志豪情？难道这个文明古国已经充斥着阴险狡诈，容不下仗义直言？掀开千年尘封，让我们直面那些曾经的、也许是熟悉的丑陋。——作者按
　　国足又输了（本文是三年前所撰，今天恰逢2014巴西世界杯重燃战火，国足状况熊样依旧，且每况愈下），这次输给的是足坛宿敌韩国，这是在二0一0年十一月末举行的亚运会上，创造了在亚洲未进入八强的耻辱记录。中场哨声刚刚响起，电视上的解说员就匆忙语无伦次地凑了几句话，现场转播瞬间打住。

　　这已不是中国男足第一次败给韩国，面对这个蕞尔小国的足球队，十几年来屡战屡败的战绩似乎已经印证了所谓逢韩不胜的魔咒。其实，称为逢韩不胜并不准确，符合实际的说法应当是“逢强不胜”，甚至可以说为“遇强必败，遇弱不赢”。“这是一帮名副其实的窝囊废”，不少球迷如是说。
　　国人痛恨国足，并非单单责怪他们在这个体育项目上的输赢结果，而是他们所反映出来的那种既没有必胜信念又缺乏顽强斗志的萎靡之风。这个对抗程度和竞技程度都相对较高的体育项目，由于参赛较多的人数和相对较大的赛场，比其他竞技项目都能更大程度地反映出国民的精神风貌和状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和平时期里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一种较量和比试，是和平年代的战争。赛场上足球队员们的勇猛顽强和永不放弃的拼搏作风可以被视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体现。但不幸的是，我们那群人，那群被国人寄托着无数梦想的人，在场上却表现得一塌糊涂，体力上跑不快、防不住、冲不进、撞不过，智力上无组织、无战术、无配合、无妙想，作风上一拼就垮、一冲就乱、一失就慌、一输就泄，就像昔日清朝的哪些窝囊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