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波动会影响到每个人，商人可能会因此破产，工匠也会失去往常的买卖，码头工人和水手们当然也会失去工作。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疾病和失业保险，经济衰退就意味饥饿，只能靠领取镇子上教会和政府发放的救济粮食，有些人就会走上小偷小摸的邪路。从1660年到1750年，美国殖民地加入了南太平洋体系，这为北方的农夫和工人们带来机会，也为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
　　日期：2014-12-31 23:24:36
　　正文42
　　非洲裔美国人的社区
　　事实上，奴隶最初并没有共同的身份认同感，他们并不把他们看作“非洲人”或者“黑人”，他们看自己还是像在非洲一样，分成门得人，豪萨人，劳勃人，亚如巴人。但是最终这些被奴役的人们逐步意识到，他们必须跨越文化壁垒结为一体。在南卡低地地区的大批黑人们就像西印度黑奴一样，他们创造出一种新的黑人语言，这种语言使用非洲语法结构，结合了英语和非洲语的词汇。就这样，南卡黑人创造了古拉方言Gullah dialect。切萨皮克湾的黑人则又不同，他们绝大多是美国土生黑人，他们就和北方人数更少的黑奴一样，逐步放弃母语而融入了白人的英语。一个在18世纪到佛吉尼亚的欧洲访客惊奇地发现，所有的黑人都说着非常好的英语。

　　共同的语言，不论是古拉语还是英语，都为创造一个非裔美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更均衡的男女比例，加上主人的善待，带来家庭结构的稳定，这又提供了另一个前提条件。在南卡，黑人的高死亡率使得家庭和亲戚纽带无法形成，而切萨皮克湾黑奴在1725年之后已经形成了原子核家庭和由家庭拓展出来的亲戚关系。这些非裔美国人就这样逐步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家姓，传统和知识，这些文化元素就这样开始代代相传。

　　被奴役的黑人们在一块新大陆上建构着他们的族群身份，他们的生活方式带着他们非洲故乡的印记。比如，黑人们盖房子喜欢把屋子前后摆置形成一个I字型，而我们都知道，英格兰人盖房子则是把屋子肩并肩摆置的。传统的非洲价值观也保存在这里，比如有些黑人像他们的西非祖先一样继续信仰伊斯兰教，而有些则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崇拜各种神灵。那些皈依基督的奴隶也再解读出自己的教义，伦理和宗教仪式，他们创造出一个非常有特色，非常丰富而且连绵悠长的黑人基督教文化传统。

　　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非裔美国人的创造力遭到了极大的局限，因为奴隶们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积累的物质财富也非常微薄。奴隶们如果要拒绝恶劣的工作条件就要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种植园主会用皮鞭体罚，还会切去他们的手指，脚趾和耳朵作为惩戒。托马斯-杰弗逊在18世纪中期就见识过他父亲庄园里的可怕酷刑，他注意到，白人一代一代就是这样在体罚暴行的传统下被管教，被约束，而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垂直关系，是把上级的暴政发挥到更大，把下属的尊严降到更低。

　　白人的施暴程度取决于黑人奴隶人口的数量和密度，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其他北方殖民地，黑奴的社会地位低，但是他们几乎就没有遭受暴力对待。和这个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西印度群岛，那里有着大批的黑奴，他们还要被烙铁在身上打上烙印。在黑人和白人人口比例达到八比一的南卡低地地区，黑奴未经允许就不可以离开庄园，否则就会遭受严厉的惩罚，通常会把他们用马拖着示众。奴隶们对于他们的艰难处境有着不同的应对方式，有些新到的非洲奴隶会逃到边疆地区建立起黑人村，也有的则投奔原住民部族和他们融入到一起。熟悉白人世界的黑奴，尤其那些英文好的黑奴则会逃去城镇里，他们可能像一个自由黑人一样生活在城镇里。但是绝大多数黑奴则接受他们在乡间庄园里作奴隶的人生道路，他们开始了和主人之间一生的讨价还价过程。有时候他们会向主人要求更好的饮食条件和衣服，有时候他们会获得一些小特权，他们就会非常珍惜这些特权，主人如果要废弃，他们就会抗争维护。也有的时候，他们会用慢慢工作或者偷窃来抗议的他们背负的枷锁。当然，当遇到超过忍受力的冒犯的时候，他们也会攻击主人或者监工，哪怕这样的行为会导致肉刑甚至死刑。尽管白人们都有武器，但是在南卡以外，也有些黑人会暗中策划造反。

　　我们可以预见18世纪的南卡会发生黑奴造反，西班牙佛罗里达总督在1730年代颁布的命令更是激发了黑奴暴动，西班牙承诺说，只要黑奴能逃到西班牙王旗之下，他们不仅能够获得自由，还能获得免费的土地。1739年，当英格兰和西班牙爆发战争的时候，一群非洲人从查尔斯顿郊外出发向圣奥古斯丁进军，他们是来自刚果王国讲葡萄牙语的罗马公教徒，他们打出“自由”的旗帜，一路招募黑奴并且杀戮白人，最后白人民兵还是追上他们杀死了他们中的44个人。从这之后，白人开始减少进口黑奴的数量，并且加强种植园的管理。对于非洲人来说，主动反抗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

　　帝国时代的新政治， 1713-1750
　　帝国在争霸战中的胜利带来本国商贸的繁荣，不列颠对美洲殖民地日趋繁荣的谷物贸易感到满意，它开始用温柔的方式治理，而殖民地则享受到经济的独立和更大的政治自治权利，这两股力量推动殖民地进入挑战帝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地位。
　　在1689年之前，绝大多数殖民地的代表议会力量都非常薄弱，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领主，王家总督和威权精英的手里，这个现象反应了传统的“权柄从国王而来，往下传递到父亲到儿子到仆役”的政治哲学。但是光荣革命之后崛起的英格兰辉格党人开始挑战这种传统等级，他们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以限制王权。辉格党并不是在推广民主政治，他们相信拥有更多土地财产的议会平民院理所应当地应该掌握更多的政治话语权柄。美洲的精英们当然也学会了这套英格兰的最新政治理念，他们也要求加强议会的话语权柄以限制王家总督和领主们的权柄，像辉格党人一样，殖民地议会要求掌握征税的权力，他们拒绝总督提议的收税建立军队和其他的计划。威廉-潘在和宾夕法尼亚议会的斗争中投诉说，宾夕法尼亚议会“思考的高度从来不会超过他们自己”。1720年代，马萨诸塞议会则无视国王一再下达的命令，拒绝为王家总督支付工资，结果北卡，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议会也有样学样，好几年都拒绝给总督发工资。

　　殖民地议会走强带来的不是一个民主政治体系而是一个精英政治，虽然几乎所有有地产的白人在1700年之后都可以投票，但是能获选的则只是那些非常富有并且有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群。在1750年代的佛吉尼亚议会下院，李家族的七个人和其他几个有实力的家族垄断了主要的委员会。在新英格兰，当初的清教徒领袖们通过联姻也形成了政治领袖的核心，亚当-斯密在1765年说，进入新英格兰的每个村子，你会发现每个地方的治安推事，甚至地方代表，都是代代相传的那么三四家人。

　　当然，不论精英们的议会还是大富豪们的上院都不能把逆主流民意的法案强加给人民，美洲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有非常普及的选举权利。这就带来殖民地政治的草根性，1689年推翻新英格兰王冠领政府的群体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殖民地人民习惯于用这样的强硬方式表达社区价值。在纽约，一群暴民曾经逼迫Ji院关门歇业。在波士顿，1710年战争紧缺的时候，一群暴民曾经阻止商人出口谷物；在新泽西，1730年代和1740年代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领主想强迫雇农离开有争议的土地，愤怒的暴民们则团结起来抗拒领主执法。更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波士顿，当官员们要求农夫们到指定的市场去出售农场产品的时候，一群暴民不仅摧毁了那个建筑，还公然藐视来逮捕他们的官员们，警长甚至收到这样一封匿名警告“如果你们敢动我们一个，你就是动了我们所有人。我们有一百个人，而你却只有一个”

　　这种类似英格兰清教徒革命“削平者”的草根政治力量，结合日益强势的殖民地议会，严重地动摇了传统的威权政治体系。到1750年的时候，绝大多数殖民地都建立了代议政治体制，而这些议会都要顾忌主流民意反应，这就使得殖民地日趋摆脱帝国的控制。
　　乔治一世（1714-1727在位）和乔治二世（1714-1760在位）时期的帝国殖民地政策更是极大提高了殖民地自治政府的力量，王家官僚主要集中精力用于军事防御安全和贸易事务，而根本不怎么管理内政，两代人之后的不列颠政治哲学家埃德蒙-博克颂赞这种战略作“健康的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