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梦想跳“农门”
　　没想过自己会“干”法律这一行业，更别说公司法务。加入到这一行业，纯属偶然。
　　记得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的与法律有关的事件是“公判大会”,在我就读学校所在城市的体育场举行。当时我在上高中（具体高几已记不清了），由学校统一组织我们参加。政府可能希望用真实案例给我们学生上一次“普法警示”教育课，教育我们要做守法公民，但这并没有引起我对法律的兴趣。因涉嫌侵犯人权，“公判大会”已被禁止举行，现在的学生恐怕只能在历史教课书或历史照片中才能见到。

　　我是农民的儿子，家住国家级贫困县，从小就梦想能跳出“农门”，远离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至于将来要具体从事什么行业，并没有细想。当时认为参加高考、考上大学是我实现梦想、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十分珍惜上学机会，且也特别的认真、用功。在经历了高中三年的日夜苦读后，我参加了1995年7月的高考。当年高考是在考试成绩、分数线公布前要先行填自愿（表），不像现在高考生这么幸运，在高考成绩、分数线公布后才填自愿（表）。为了相对的填好自愿（表），当年我们需要先估算自己的高考分数。那时的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大家只能依靠学校从专门机构订购的高考试题解析书来估算成绩。记得最不好估算分数的是主观题，尤其是作文。我当年出于审慎考虑没有估算作文分数，以至于将估算的高考分数（具体是多少已记不清了）告诉班主任江老师和同学们时，他们均不相信我这个班里的第四名、学校文科生的前几名的高考分数达不到上一年高考的文科专科分数线。

　　其实，我是坚信自己能够考上二本学校的，所以在填自愿（表）时将重点放在了二本学校的选择上。当时，选择学校时考虑了三个因素：
　　一是学校未“并轨”，保证毕业后国家给我分配工作，不要落个毕业即失业，使跳出“农门”的梦想落空。所谓“并轨”，是指对当时实施的多种招生计划、多种招生形式、多种招生收费标准、多种录取控制分数线实行并轨，执行一种计划，一个收费标准，一个控制分数线。现在虽不讲“并轨”，但实际上延续的是原来的“并轨”政策。
　　二是学杂费低，父母能负担起，不要让他们已吃紧的“财务”再“雪上加霜”，否则，父母可能会有心而无力支持我继续求学。其实，并轨意味着高学费，我当年的学费是700元，到1997年母校最后一批并轨时，学费已是7000元，涨了10倍。现在想想，所幸自己早来人世两年，不然，高昂学费可能会将我挡在大学校门之外，我为梦想而战将会半路夭折。
　　三是非师范类，因为我自认为不适合当老师。
　　记得我二本第一志愿选的是“长春税务学院”，第二志愿选的“西北政法学院”，第三志愿选的是哪所学校已记不清了。我的数学老师、时任校团委书记的胡老师在指导我填正式自愿（表）时，认为长春税务学院才从专科升格为本科，学校知名度、师资力量较弱，他建议我选西北政法学院为二本第一志愿。老师的话在学生心中是有分量、有权威的，何况那时不像现在有大学各专业就业率的统计指标，我也无法判断法律专业的好坏，想着国家给分配工作，只要能实现跳出“农门”的梦想，干啥都行。于是，我听从了胡老师的建议。后来高考成绩公布后，我的成绩是473，较当年文科一本线仅差1分，我的高考成绩是二本的最高分值，应是二本学校争先录取的对象。再后来，我顺利被母校西北政法学院录取。如果当年没有胡老师的建议，我肯定会被长春税务学院录取，说不定现在是一名税务官，但注定今生可能与法律行业无缘。人生就是这样，不经意你的轨迹将彻底改变。

　　拿到录取通知书时，脑海中的念头是，我已是一名法律专业准大学生，将来我要成为法官，要面对像“公判大会”上那样的“坏人”。对于法律及法律专业，我则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把自己的这段为梦而战的经历概括为下面一句话：一心梦想跳“农门”，十年寒窗苦读书，梅花香自苦寒来，未懂法律为何物。可能不怎么押韵，望朋友们见谅。
　　日期：2013-10-11 09:13:10
　　天上也会掉馅饼
　　1995年9月4日，我开始了大学四年的学习与生活，也踏上了我为梦而战的新征程。
　　那年，母校没有组织我们大一新生军训。据说，1992年新生军训花了不少钱，让母校感受到了财务压力，所以从1993年开始就取消了新生军训，到我1999年毕业时仍没有恢复。现在已恢复，但何时恢复的，未查证。
　　记得在新生入学的第一次大会上，系里姓史的女副主任富有感染力的讲道，我们所学的法律专业的前景有多么多么的美好，大家一定要珍惜，要争做“懂法律、懂外语、懂计算机”的“三懂”综合性人才，将来到公检法、企业施展自己的才华，为母校争光。这时我才知将来可到企业单位去就业去工作，至于干什么，仍是朦朦胧胧搞不清。可能是我天生不才，母校老师们的精心培养，最终并没有把我锻造为“三懂”人才，我仅对法律知识有了一些理解与掌握，而我的英语的国家四级考试成绩是56分，没过及格线，对计算机，我则是在工作后才熟悉与掌握操作的。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

　　我在西安没有亲戚，也没有高中同学到这里来上大学，加上父母没有多余的钱让我“消费”，因此，当别人在课余探亲访友、谈情说爱时，我只能呆在宿舍里要么睡大觉，要么啃着课本上的东西。这可能是我多记了几个法条和知识点的原因所在，让我在工作后省级分行的内部招聘笔试中能够脱颖而出。
　　时光似箭，很快进入了大四，我们即将毕业。当时法律专业就业形势虽没有现在严峻，但好到了哪里，据说我毕业那年全国有400多所大学有法律专业毕业生。后来我们班就有十来位同学不得已去了部队。和所有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样，我们都比较浮躁，那时国家也不允许在校生参加律师考试（司法考试前身），学校安排的课程也比较少，使我们有较多的闲暇时间无事可做，只能呆在宿舍里打麻将（当时母校允许毕业生在宿舍里玩麻将的，不知道现在还允许否）。

　　当时母校就业政策是“双向选择，政府包底”，即毕业生先自己找工作找单位，对找不到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在每年4月截止期限届满后，学校将其学籍发回生源地的“大分办”（只是听说，具体名称未考证），由其所在省（市、区）给分配工作。基于此，同时考虑到父母的财力不容我“走南串北”参加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于是，我选择了由政府分配工作，回家乡到基层法庭为法治建设作贡献。我没有制作一份正式的毕业生推荐表和简历，没有参加一次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也没有向任何单位投过简历。当别人外出参加大学毕业生招聘会时，我则呆在宿舍里看书、睡觉，别人回到宿舍后，我便与他们“战斗”在麻将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