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其根源仍然是天或天道，但意义有所不同。董仲舒说，“天人之际”甚可畏，他强调外在的权威，即天之赏罚；宋明儒家也讲“天人之际”甚可畏，但意在德性修养而不是天之赏罚，天虽有“命”（德性），但在人自立，人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可“自暴自弃”，这才是成己、成人、成物之学，也就是“人文化成”。
　　这既是向内反省的、反思的，又是自我超越的。这是不是在心灵深处实现与天对话，与天沟通？这是一个十分微妙而有趣的问题。与自然界进行心灵的对话，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沟通，生命的体验，表现为一种生命关怀，以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
　　境界为最高诉求。这就是儒家的超越与“终极关怀”。这既不是伦理的宗教，也不是宗教的伦理，而是一种特殊的德性伦理，但其中又有宗教精神。
　　儒家的德性修养具有某些宗教修养的特点，但又不是完全的宗教禁欲主义（按照马克斯?韦伯理论，正是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产生了资本主义）。理学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意在消灭个人的私欲、贪欲，实现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生命关怀，使一切生命都能各遂其生、各顺其性，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生命和谐。
　　这里不仅有“人伦”的问题，也有“天伦”的问题，生态伦理便在其中。关心和爱护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以至非生命的自然之物，这是儒家德性学说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内容，对人而言这是境界的提升。发现了“天理”的程颢说，人与万物本来“一般”，因此，要“放这身来，在万物中一例看”（《遗书》卷二上），这说明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人没有任何特殊权力高居万物之上，更没有权力奴役和主宰万物。人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统治世界的“宠儿”，而是天地的儿女（“乾坤父母”），也是万物的朋友伴侣（“民胞物与”），对万物的热爱，就是对天地的报答。这确实是一种宗教精神。

　　天有两层涵义。一是形而上之天道、天德或天理，是天之所以为天者，具有超越的意义，也是生命的根源。所谓神性、目的性，就是从这个层面上说的，它不是理性概念能够认识的，但是通过人的理性反思可以“上达”（经过直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天即自然界的关系不是主客体的认知关系，而是心灵感通的关系。儒学的宗教性主要表现在这里，“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庸》）是也。另一层涵义是形而下的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过程，这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物质的自然界，

　　儒家讲“天地亦是一物”就是从这个层面上说的，真所谓“一气流行”。所谓“鬼神”，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等人），其实是指气之屈伸。人的生命同样如此，有形而上之性，有形而下之形。真正的问题是，儒家并不认为有两个世界，而是只有一个世界，自然界是整体的存在，人只是其中的成员。形而上的超越层面即在形而下的具体层面存在并发生作用。人可以实现超越的境界，进入形而上的意义世界，但仍在现实的生命中，离开生命存在，境界也就不存在了。死后如何，这不是儒家所关心的，死的意义全在生之中。死作为人生的界限，儒家十分重视，但正因为人有死，因此要在有生之年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要超越自我，与天德合一。这就是儒家的“安身立命”之学，其真正的实现便是“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是一种普遍的宇宙关怀，体现出儒学的宗教精神。

　　总之，儒学承认天是整体的自然界，有超越性但不是超自然的实体，有神性（全能而不可知性）但又不是神即上帝，它只是生命之源，价值之源，自来如此，没有比它更高者。人之敬天畏天盖出于此。祖先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生命的具体实现者，因此要敬祖祭祖以示报答。但人不仅是血缘关系中的一个链条，而且是天地（即自然界）的儿子，天地是大父母。天地不仅“赋予”人以形体生命，而且“赋予”人以德性，因此，人作为德性的存在，是直接“面对”天地自然界的，而且要普遍地实施仁德，作到“与天地合德”。这就是人的终极诉求或“终极关怀”，但决不离开现实人生。它主张超越与现实的结合，终极与有限的结合，而不是主张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人的世界，一个是神的世界，更不是主张“出生入死”进入神的世界，只是在现实人生中追求无限的意义，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儒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学，它是一种人文主义学说，但包涵着深刻的宗教精神，可称之为人文主义宗教。儒学的优点与缺点均在于此，儒学是不是宗教的争论长期不得解决，原因也在于此。

　　主张儒学是宗教者，看到了儒学对天的先在性、超越性的肯定和敬天思想，以及对现实人生中不完满性的揭露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但是忽略了儒学对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的重视，特别是对人的内在德性及实践能力的重视，而对绝对超越的神的世界缺乏正面的肯定，至少是暧昧不明、模棱两可。主张儒学是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者，看到了儒学对人的地位和能力的重视，认为儒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但又忽略了儒学对超越的追求和敬天思想，而缺乏对人的感性存在、感**望的充分肯定。二者都有各自的根据和说服力，但都强调了儒学的一个方面。如果在人学与神学、世俗与宗教的二元对立中思考儒学问题，势必会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

　　而事实上，儒学自身就其特殊性而言具有宗教性与世俗性这样一种二重性，二者之间既有某种张力，又有统一性的一面。这样说无疑是参考了西方宗教及其宗教学说，但又不是依傍西方，“对号入座”，而是通过比较显发儒学的特质。这是不是缺乏理论
　　的彻底性与深刻性而说出的一种不痛不痒、不伦不类的“废话”？我以为不是。因为这是从“究天人之际”这个儒学基本问题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儒学本来就是如此的。

　　判定一种学说是不是宗教学说，需要考虑许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但是一定要进入该学说的核心问题（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学说不算是学说）。“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就是儒学的核心问题，也是基本问题，其他问题都应该放在这个问题中去思考。至于政治儒学与民间信仰，确实与理论儒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又有区别。有人说，儒学就是政治儒学或政治化的儒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里涉及到经典文化与政治文化、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情况很复杂，解决这类问题非常重要。

　　对儒学或儒教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或者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我认为，对儒学进行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始终是重要的。以上所说，只是我的一点看法，希望能有更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