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道：“他的言行，像青天白日一样明朗，毫不掩饰，将来必成大器。”
　　江忠源的直爽，正是曾国藩这些所谓的道德君子所缺乏的品质。曾国藩在江忠源身上看到的不是缺点，而是优点。这种看人的独到眼光，使曾国藩最终收服了江忠源这个曾经离经叛道的书生。
　　与做了京官喜欢高高在上的曾国藩不同，江忠源同社会基层接触比较密切，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向，他有着深刻的洞察。
　　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危机四伏，湖南到处都是会党，蠢蠢欲动，丛莽之间弥漫着造反的氛围。对此，江忠源深有感触，他预感到巨大的动乱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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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一形势，江忠源产生了兴办团练的想法。他对曾国藩说，他的家乡新宁是个动乱之源，他要回家借鉴戚继光的练兵方法团练乡人，依靠民间武装来保卫桑梓。
　　曾国藩非常支持江忠源的想法，他认为江忠源定力不够，很难考上进士，与其留在京城考试，还不如回新宁兴办团练，做一番大事业。
　　就这样，江忠源告别了客居八年的京师，返回会党四伏的新宁。在这里，他除了督促弟弟读书之外，把全副精力都用在了钻研兵法、团练乡民上。
　　1847年，一个名叫雷再浩的新宁瑶族人聚众闹事，江忠源率领他的民兵队奔赴战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将雷再浩起义镇压下去，取得了他一生中初次的军事胜利。江忠源的这些初步的军事实践，为日后曾国藩创建湘军，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与江忠源一样，李鸿章也是曾国藩在茫茫人海当中识拔出来的一位重要人才。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1823年生，小曾国藩十二岁。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李家因此和曾国藩结缘。李鸿章和他的哥哥李瀚章，以后都是依靠曾国藩而发迹。
　　1843年，李鸿章在父亲的催促之下，来到人文荟萃的京城。不久之后，他就父亲的介绍下，拜曾国藩为师，学习八股文技巧。
　　曾国藩非常喜欢才气纵横的李鸿章，将毕生所学全部教授给他。李鸿章因此顺利地通过了第二年的顺天府乡试，年仅二十二岁就成了举人。
　　1845年是恩科会试年。这次会试的主考官正是曾国藩。李鸿章参加了这次会试。他本以为自己凭着老师的照应，能够一举考中，但事与愿违，此次的李鸿章落第了。

　　虽然落第，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评价丝毫没有因此降低。他在看过李鸿章的会试文章之后对李文安说：“少荃（李鸿章，号少荃）真是天纵奇才，将来他的成就肯定会超过我。”
　　第一次参加会试没有考中，李鸿章完全没有气馁，而是更加努力地学习。两年后的会试，他如愿以偿，得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成了人人羡慕的翰林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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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年会试录取榜单，是名副其实的龙虎榜。李鸿章的同年当中，有许多日后中国近代史上的牛人。其中的郭嵩焘、沈葆桢、李宗羲、李孟群等人日后都将成为曾国藩的重要幕僚或部将。
　　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后来也成了曾国藩的学生。起初，他们的父亲李文安专心攻读举业，后来又长期担任京官，无暇顾及家庭。李瀚章作为长子，挑起了家庭重担，因此耽误了学业，好几次乡试都以失败告终。
　　1849年，李瀚章被选为拔贡生。拔贡是清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每隔十二年，各省学政举办一次拔贡考试，考取的就叫拔贡生，可以去京城参加朝考。朝考成绩很好的，可以得到官职，一般是外放当知县。

　　李瀚章成为拔贡生后，进京参加朝考。有了李鸿章的成功经验，李瀚章这次一到京城，也被父亲拉去拜曾国藩为师。
　　或许真的是名师出高徒，李瀚章在1850的朝考当中，取得一等的好成绩，不久之后就被外放到老师的家乡湖南担任知县。日后的湘军名将刘长佑也参加了这次朝考，但没有考上。据野史记载，刘长佑是因为不屑曾国藩的提携，不愿意走后门，才被刷下来的。
　　之后，太平军进入湖南，李瀚章积极参与防堵，因镇守长沙战略要地天心阁有功，获得六品顶戴。不久，曾国藩奉命帮办湖南团练事宜。李瀚章是他昔日的好学生，并且有着军事经验，自然成了曾国藩重用的对象。李瀚章从此以后成为湘军中的重要人物，为湘军筹措了大量粮饷，是名副其实的湘军财神。
　　曾国藩虽然长期居住在京城，但对于家乡的情况，他还是很关注的。他的几个弟弟以及好朋友刘蓉，经常通过书信告诉他湘乡以及湖南社会的最新动向。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曾国藩结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日后湘军的精神教父罗泽南。
　　罗泽南，湖南湘乡人。生于1807年，长曾国藩四岁。罗泽南家境贫寒，命运多舛。但他并不怨天尤人，而是选择安贫乐道，以教书授馆为生。
　　他所教授的学生当中，有很多是日后的湘军名将，如王錱、李续宾、李续宜等等。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荃、曾国华也是罗泽南的弟子。

　　罗泽南的主要成就在理学上。他的理学思想，和曾国藩一样深受唐鉴的影响。罗泽南非常主张“静”，曾根据《大学》“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句，总结出一句名言“乱极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他的理学思想对日后湘军“以静制动”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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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与罗泽南的交往，开始于1844年。当时，罗泽南在长沙设馆教学，曾国华、曾国荃兄弟想要前去附读，写信给曾国藩，跟他商量此事。曾国藩欣然同意，回信称“罗罗山（罗泽南号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佩，惜不能会面畅谈。”可见，曾国藩对罗泽南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就这样，曾国华、曾国荃兄弟成了罗泽南的弟子。
　　除了通过两位弟弟了解罗泽南外，曾国藩还通过好朋友刘蓉与罗泽南取得联系。刘蓉既是曾国藩的好朋友，也是罗泽南的好朋友，在两人交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线人作用。
　　曾国藩与罗泽南关系的上升是因为一桩婚事。当时，曾国藩接连升职，很多人都想跟曾国藩攀亲。其中包括常大淳和贺长龄。
　　常大淳是衡州人，是当时湖南比较少的大官。他很看重曾国藩，期初他想把孙女嫁给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后来又想把女儿嫁给曾纪泽。但曾国藩觉得常大淳的儿子常豫是典型的公子哥，怕结下这门亲之后，曾家也沾染常家的官宦习气，不同意这门婚事。
　　常家提两次亲都被拒绝，但这丝毫没有阻挡住其他想要攀亲的人的脚步。当时，罗泽南在贺长龄家做家庭教师。贺长龄是湖南善化人，曾任贵州巡抚、云贵总督等职，是当时湖南经世致用学风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贺长龄得知曾国藩非常看重罗泽南，便请罗泽南做媒，想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曾纪泽。
　　当初，曾国藩刚到京城后不久，经济非常拮据，甚至没钱过年。贺长龄慷慨地送给他三十两白银。可以说，贺长龄是有恩于曾国藩的。而且，当时的贺长龄是湖南读书人非常尊重的人物。照这么说，曾国藩应该立马答应婚事才对，然而曾国藩没有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