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被马蹄牵扯出的世界文明
　　在历史被通俗化的今天，我们几乎可以轻而易举的罗列出那些可歌可泣的战争事迹和英雄人物，但成吉思汗和他的草原军团却总是被抛弃在文明编年史的祠堂外。对于这些勇莽的草原屠手，中国人唯一追忆的就是他们曾经征服了中国并又代表中国人打败了欧洲。然而，这种沙文主义式的历史观是一相情愿的。草原文化确实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但蒙古史（这里指13世纪蒙古帝国史）却并不是中国历史，最起码按照历史作用而言是无论如何不能按照国内历史来研究的，不然就失去了这段历史的意义和价值。但蒙古史又不是单纯的外国史，她是没有户口的（她的一部分即蒙元史则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史，金帐汗国和伊儿汗国可说属于俄罗斯史和伊斯兰史的范畴）。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曾把他们看成是野蛮的侵略者，而当这些侵略者成为主宰者后也未曾尝试使自己本土化。起初，当地的人们也曾使自己自然地臣服在那些蒙古统治者的脚下静待着，希望能像伺候前任帝王一般伺候他们。然而，如同不幸福的婚姻一样，妻子努力地取悦丈夫，丈夫却视妻子为奴隶，不爱她，不读她，也没有去探索她的心灵，只是一味地在她身上取己所需。这样的日子当然过不下去了。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团的确是伟大的征服者，却并不是合格的统治者，***之所以说他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蒙古帝国是何时消失的，由于残存在世界各地的帝国史料过于零乱，纷繁芜杂，研究她的学者们除了可以清晰看到那些令人咋舌和震惊的战争数字外很难再找到可供做理论分析的资料，这让学者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这些神鬼骑兵行踪诡秘莫测，他们手持鬼斧神弓，所到之处如同灾难降临般排山倒海，瞬间便捣毁了中国，波斯和东欧各国人民殚精竭虑建设出的文明社稷。而离去时又如同洪水退潮般不留任何痕迹。所以，蒙古历史并不能简单归为中国史或者西方史，因为她太大了，大到东西方的任何文明都吞不下她。事实上，如果从横向角度来看，这些伟大的文明史反而是蒙古帝国史的分支。所以，蒙古帝国史并不是地方历史而是世界历史，确切地说是古往今来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

　　人类的进步是文明之间相互融合的结果，各种创造性的文明互相碰撞、影响后形成思索，再经过一定历史沉淀后便会媾生出新的产物。但文明与文明之间最初的相遇通常却是非常激烈且并不热情的，因为人们并不适应常和陌生事物打交道的体验，这样一来战争就成了使两者邂逅的最常见方式。战争的铁蹄虽有伤痛，同时也会带来新的生活理念，而这些新鲜事物中的营养又被双方吸收用来改善自己过去的单调生活。

　　在“三十六年战争”之前的欧洲，武力依然是各部族，国家间最常见的沟通方式。一些曾经辉煌昌盛国家会因为某次战役的失败会瞬间沦为小国，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等。另有些原本籍籍无名的小民族则趁着波云诡谲的战争变迁了世道之机统治了世界。但欧洲无论地理环境，政治体制还是人民的道德观念都比较原始朴素，并不具备出现能开创历史的英雄人物的条件。所以欧洲各国很早便纷纷确立了自己的主权，虽又经上千年战争却依然没有形成统一，这点确实让中国人感觉不可思议。事实上，有关这个问题，在欧洲的历史人物中恐怕也只有阿道夫·西特勒一个人曾认真地考虑过。

　　对于中国与欧洲缘何会走向两极性的政治体系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的见解相去甚远，但都认为这是个综合性的问题。语言是一个大的障碍，文化差异以及宗教推广速度不均匀也是一层原因。另外，从地形和气候上来看，欧洲幅员偏小，但人口众多，且没有天然的疆界线。在欧洲几乎找不到大山或者大河，即便是隔绝开岛屿间的海洋也是非常温和且易于被征服，这使得欧洲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得不紧密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民族之间的沟通就显得非常的复杂，既要保持分立性，又不能无视与异族接壤土地的存在。他们从互相仇恨近而战争，但流血的痛楚又使他们学会了迁就并与敌对民族慢慢交融，这促进了欧洲文明的共同性，欧洲各民族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达到了相同的文明高度。所以在欧洲并不存在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之分，这点从他们的饮食中即可以找到答案。在欧洲游牧民可以吃到农耕民族播种的燕麦，在定居者的餐桌上也可以找到象征着游牧民族的奶制品。

　　假使欧洲有一座类似于富士山的庞然大物横亘于地域中心，那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兼并战争的出现便会成为可能。就像网球比赛一样，以自然界限为半区进行淘汰，近而出现能够分庭抗立的两大军事集团，并最终决出王者。实际上，欧洲的两座高山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是分立于北南两端的，它们都构不成使某一集团单独壮大的条件，也无法成为天然的军事要塞供失败者卷土重来。其实，古代欧洲的情况与现代世界十分类似，各国都毫无遮挡地袒露着，由于实力均等，虽然都想吃掉其他人，却也难保在战争中最终覆灭的不是自己，于是，过于冒险的军事行为往往是要被禁止的。这使得欧洲在每次发生变故后，都可以很自然地恢复均衡。当然一些民族会因此消失，不过消失的仅是名字，他们在经历蛰伏后往往会以一个新的名称重登历史舞台。例如：莫西干人——萨克逊人——凯尔特人——英国人。

　　这很像军阀割据时期的中国。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欧洲的割据并不是为了消耗对方，而是为了谋求共存。因为欧洲人很早便找到解决与敌人共存这个课题的办法，即是现在世界政局中所提倡的多极化。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只有在欧洲大地上才能发育出民主萌芽的根本原因。而到了战时，他们又会采取另一种措施保护自己——结盟。A和B结盟，C和D结盟，E和F又分别加入两个阵营，随着成员的越来越多，联盟的声势显得非常壮丽，只是战争规模反而变小了。联盟的出现不是因为友谊，而是出于恐惧，说白了它的作用就是提高信心和恐吓对手。所以联盟本身是一种保护模式。联盟的领袖也不会指望加盟的势力会真正为自己卖命，要知道联盟内部的关系也是十分的错综复杂，有些是雇佣兵，还有些进入联盟的成员国也有自己的算盘。比如E和F是世仇，F眼见E加盟A党，担心他会联合A来欺负自己，于是便加盟了C党，目的只是为使自己的腰杆硬些。而战争一旦结束，各联盟之间脆弱的协议便会立刻荡然无存，一切便会自动恢复如初。

　　与欧洲相比，亚洲的地貌情形则完全不同。欧洲地理促狭，各族人民必须要相互接触，一旦战争到来，如果不选择结盟，一些在军事上强硬的国家便会借机剿灭与自己有恩怨的小国。而结盟就意味着无法独善其身。所以，想要找到一个安养之地发展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在广阔的亚洲大陆，鬼蜮莫测的天然屏障随处可见，这里有万分险峻的大山，荒凉的戈壁，还有波涛汹涌几乎无法逾越的大河，以及人为建造的要塞。高错差异的海拔，泾渭分明的大陆性和海洋季风性气候以及随处可见的天险将整个大陆分成了诸多板块，错综复杂的地理优势使随便哪个板块都可成为易守难攻的独立战略根据地。人们可以在里面发展生产，提高人口，训练士兵。坚固的天然堡垒可以保护生产，而生产又促进了国家的战斗能力，这便是中国古代法家人士所倡导的耕战制度。这种战略正是依托亚细亚大陆特有的地理环境发明出来的，它使中国古代各国间具备了重复进行大规模军事决战的基本保障。德国作家约西姆·布克汉森说过：“人类居住的地方，总是会赋予居住地的种族与人民一种地域特色。所以，一个地方的政治历史，便是它的地理和气候结构的一种忠实的映照。这个法则正是欧洲史与亚洲史有着根本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