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支撑制造业发展的教育与科技底盘不过关，所以我们虽然多年前就强调自主创新，但是要实现产业升级却始终缺乏原生于中国的技术底蕴。
　　“山寨大国”这个头衔实际上正反应了我国当下的产业危机，特别是制造业。
　　在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珠三角，广东省政府前些年就提出了“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思路。可是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目标中需要淘汰的产业倒了转移给更落后的内地省份了，期盼建立的高技术高收入新产业体系却迟迟无着落。
　　广东的试点很说明问题，产业升级犹如“空中加油”，远比从前的起飞技术难度要高，我国科技实力孱弱的底子无法支持这个目标的顺利达成，而有能力帮助我们的外国资本也不愿意扶植一个抢自己饭碗的对头。
　　此外，中国的产业升级当下也缺乏国民消费的支持。用笔者的话来说，是脚底悬空无根基。

　　日期：2013-05-15 12:43:44
　　◎消费冰火两重天
　　08年以来，寒气袭人的美国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骤然降温，然而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却热火朝天，以至于西方的奢侈品厂商对有钱的中国人感恩不已。
　　高盛公司2010年的研究资料表明，当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高达65亿美元，并以两位数的增速连续3年全球增长率第一。

　　美国贝恩咨询公司测算出的2006年以后中国奢侈品销售以约30%的年升幅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各细分品目的销售复合增长均达到两位数水平。
　　世界奢侈品协会2012年元月公布的《2012官方报告蓝皮书》评估：截止2011年底，中国（大陆）奢侈品消费高达126亿美元（不包含私人飞机、游艇和豪华车），占全球份额的28%，成为全球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贸易和消费中心。原先该协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商业蓝皮书》曾预测中国奢侈品消费可能会在2015年登上世界之颠，而剽悍的“中国人”却整整提前3年实现了赶日超美的宏伟事业！

　　由于相关定义和统计口径的差异，欧洲检测国际（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研究认为中国内地的奢侈品规模在2012年尚位于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之后，大致在2017年将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场。
　　Hermès（爱马仕）、Prada（普拉达）、Porsche（保时捷）、Lamborghini（兰博基尼）、Mont Blanc(万宝龙)、Rolex（劳力士）、Chanel（香奈儿）、Emporio Armani（阿玛尼）、Burberry（巴宝莉）、Louis Vuitton（路易威登），这些一线的西方奢侈品牌在中国的声名日益响亮；巴黎老佛爷、巴黎春天、伦敦哈罗斯、塞尔福里奇等百年老店，还有东京银座和香港铜锣湾的各类名牌精品专卖店、旗舰店，敞开大门热情欢迎中国来客。欧洲的香榭丽舍大街和牛津街，东亚的东京新宿和首尔明洞，当地外国友人们目睹买奢侈品如买菜的中国游客集体惊诧，这帮人也太夸张了吧，他们在横扫箱包、手表、珠宝、化妆品等一切！

　　根据我国自己的估算，仅2011年中国人在海外购买高档商品的消费就折合人民币近3000亿元；不少清醒的财经专家提醒同胞不可未富先奢。
　　高端人群有实力去海外名店淘宝，普通小资阶层也不含糊。境外的实体旗舰店、专卖店哥和姐消受不起，可咱有网络啊！A货、B货、外贸原单、海外代购，甭管真的假的，反正咱肩跨的包、腕上的表、戴的眼镜也都是国际大牌，电商网购的欣欣向荣还带动了快递的飞速发展。
　　把眼光从富贵阶层和年轻潮人们转向普罗大众乃至穷人，消费却是另一番让人烦躁的景象。最醒目的就是餐桌上的地沟油、舌尖上的毒假食品，与国内中心城市的高端餐饮生意火爆相映成趣；电商平台生意火爆，挤兑的实体商业奄奄一息，不仅街头巷尾的商铺小店频见转手倒闭，而且超市、大商场在非节假日也往往人气冷落。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海外奢侈品的热销、网购的崛起、实体商业的萧索、山寨货的风行以及伪劣食品的泛滥，其实正是中国消费危机的典型征兆。
　　日期：2013-05-15 12:46:50
　　◎高昂的社会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交易成本是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向量，因对微观交易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影响从而决定了宏观经济的效率。
　　从社会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衡量，我国当前现状在某些领域是相当危险的，特别突出的就是腐败和垄断。
　　经济腐败是指权力部门或个人，利用职权而设租、寻租以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或其它好处的违法行为。
　　腐败不仅严重败坏社会道德、干扰正常秩序，而且通常都大大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以权谋私者本身在非法寻租过程中不创造任何社会财富，勾结权力者的目的是谋利也必然要转嫁竞租成本给社会，不法双方的**不仅意味着资源浪费或低效率，腐败费用垫高商品或服务的成本后也必然因价高而市场承接力下降，这是由需求曲线决定的。也就是说，即便相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不受腐败因素的干扰，价格贵了您势必就消费的少，这是颠扑不破的经济规律。

　　腐败官员和不法商人之间行贿受贿这种显性的腐败中国人都不陌生，其实还有一种隐性的政府腐败，就是各自为政或政出多门。因为隐性腐败同样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比如，本来企业只要应付少数主管部门就可以了，多个政府部门交叉管理就必然导致相关环节的成本膨胀，这里还忽略了相关政府部门雇佣更多公务员、涉足重复管理事务的经济浪费。

　　毋庸讳言，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腐败高发阶段，“腐败危机”给经济发展每年都造成难以衡量的损失，这也是党和政府下决心治理腐败的根本原因。
　　垄断同样是一剂伤害经济发展的毒药，而目前阶段我国的央企及国企垄断现象也是大家有口皆怨的，银行、通信、能源、高速公路等垄断或亚垄断企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基本都属于质次价高性质，包括喜欢装穷哭穷的铁老大。
　　我们不妨观瞻下涉嫌垄断经营的巨头们的经营业绩。
　　央视财经节目披露：2012年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家大型能源企业共实现净利润2425亿元，平均日赚6.63亿元，但“三桶油”赚钱能力还是不如银行，仅建行一家的总利润1931亿已经抵得上“三桶油”总利润的八成。而众所周知，建行不是四大行中最赚钱的，根据公开的信息，工行2012年前三季度利润已经达到1856亿。
　　在宏观经济发展进入下行轨道、中小民营企业步履维艰、民生普遍萧索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润风光无比本身就是值得警惕的危险动向。

　　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2013年初在两会上说：“2011年中石化给国家上缴税款3298亿元，每天上缴超过了10个亿；2012年国内经济放缓，每天上缴税款8.8亿元。国家拿去后做扶贫、办教育、办交通、转移支付等。国家做这些事的时候，每100块钱里就有中石化的3块3，体现了人民的企业最后要让人民来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