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2-25 09:26:49
　　五十四、朱元璋对涉胡惟庸谋反案的功臣进行了遮掩
　　僭用龙凤意味着想当皇帝，或许廖永忠这么做仅仅是自慰，但对朱元璋来讲这是不可愿谅的。
　　廖永忠被杀仅仅是一个孤立事件，在胡惟庸案中，朱元璋对待涉案功臣是相当宽大的。
　　处死胡惟庸后，朱元璋晓谕群臣，说道：“……岂意奸臣窃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譬堤防之将决，烈火之将燃，有滔天燎原之势，赖神发其蠹，皆就殓灭……”
　　从这个讲话可以看出，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胡惟庸案的性质是谋反（操不轨之心、谋危社稷），而且有所串连（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危害十分巨大（譬堤防之将决，烈火之将燃）。
　　但是朱元璋只处死了胡惟庸、陈宁、涂节三人，流放了宋濂，对其它涉案功臣如朱亮祖、黄彬等手下留情，只是将他们拘禁，隐没了他们谋反的罪行。
　　朱元璋之所以手下留情，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对功臣勋贵奉行宽大政策；二是胡惟庸案许多情节没有曝光，反态尚未大露，朱元璋对此案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事实上，除了朱亮祖和黄彬以外，还有更多的功臣涉案，《明史?陆仲亨传》记载：“洪武十二年，（陆仲亨）与周德兴、黄彬等从汤和练兵临清。未几，即军中逮三人至京，既而释之”。根据这一记载，三人在军中被抓，一定是涉及到大案要案，从时间上看，与胡惟庸案发时间极为接近。
　　根据《明史?奸臣传》和《明史?李善长传》的记载，陆仲亨是胡惟庸案的重要参与者。在《明史?黄彬传》中，自从临清练兵被抓以后，就没有后续记载，黄彬突然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这与钱谦益的考证形成相印证。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陆仲亨、周德兴、黄彬都涉入胡案，因此朱元璋“即军中逮三人至京”，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朱元璋释放了陆仲亨、周德兴这两位故人，而拘押了关系稍远的黄彬。

　　虽然一部分功臣涉及到逆案中，但是朱元璋并没有挥舞屠刀大肆屠杀，仅仅处死了身边的一些人，如锦衣卫指挥毛骧、朱亮祖的儿子、宋濂的儿子、孙子等，在他看来，朱亮祖和宋濂只是教子不严、陆仲亨、周德兴、黄彬只是受到了胡惟良的挑唆，谋反只是一个构想，他并不相信这些人会谋害他，因此一惯严苛的他采取了宽大处理的态度，与此同时，朱元璋从机构、制度入手来强化君权，消除隐患。

　　洪武十三年处死胡惟庸后，朱元璋开始对中央机构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改革。
　　在行政上，取消中书省，废除丞相，把原来六部的品秩提高，直接向皇帝负责，至此存在了1500年的丞相制度终结。朱元璋先是以四辅官制代替中书省，洪武十五年又设内阁大学士，秩仅五品，作为秘书机构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成为明代内阁和雏形。
　　在军事上，洪武十三年，分大都督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为长官，五军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但无权调兵，皇帝本人通过兵部行使调兵权。军队归各卫所，战时都督府出将任总兵，卫所出兵，战后总兵回府，兵归卫所，形成“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局面。
　　在司法上，洪武十五年四月，把亲军都尉府及下设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除负责侍卫、仪仗外，还从事侦察、缉捕、审判等工作，成为皇帝的私人刑狱工具，凌驾于正常司法机构之上。
　　洪武十五年十月，将原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充实了机构，加强了职能，设左右都御史为长官，与六部长官合称七卿，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监察文武百官，使之成为“天之耳目风纪之司”。
　　为了防止刑部、督察院以及军事法庭徇私枉法，朱元璋还设立大理寺，作为复审机构，凡大案都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合议，使司法部门也互相牵制，而不能由某一个部门独断专行。
　　在此之前的洪武九年，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己经完成。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每个布政使司大约相当于原一个行省的面积，故习惯仍称行省，俗称省。设提刑按察使司，设按察使一人，掌管司法。设都指挥使司，置都指挥使，掌管军事。这样原行中书省的权力一分为三，三司互不统属，各对上级中央单位负责。

　　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一个布政使司有一个道，也可以说一省一个道，共设御史110人，御史只是七品小官，但职权很大，经济、行政、军事、治安、司法、科考等等无所不监，其中巡按职权更大，代天子巡狩，出使到地方的巡按御史代替皇帝巡视，大事上奏皇帝裁断，小事可自行处理。这种以小制大的方法的原理是职、权分离，可以防止监察者坐大，是一个创举。谁来监察那些监察别人的人呢，朱元璋采取的办法是让他们互相监察，御史之间可以相互弹劾，这样监察者一身也变成了被监察者，防止产生绝对权力。

　　通过上述改革，朱元璋把行政、军事、司法大权牢牢掌于中手，这样他就觉得安全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