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真的辞职了，真的在家看书考研。进思科以后我还在金陵饭店和他见过面，他还是那么单纯，连着两年没考上也丝毫没有让他的目光变得黯淡。我喜欢这样的人。

　　John Xu
　　好像是又过了很久，久得我已经忘了和思科的这档子事儿，一天，电话来了，是思科上海的一个人打来的，说是电话技术面试。
　　到现在我都没弄清楚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从依稀的声音记忆里，应该是我的John Xu大哥吧。
　　此生也和若干个John打过交道，每个John都改变了我生命的轨迹，这也是后话了。
　　我忘了电话面试里聊的具体内容，只记得好像考核的内容并不很难，和现在的思科工程师技术面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思科准备单独成立电信team来面向IP需求迅猛增长的中国电信，因此需要一批有电信服务经验的工程师。而我因为有一直为电信客户提供售后服务的履历而有幸进入了他们不断收小的选择圈。
　　想来真是惭愧，当时我对于IP可以说基本是个门外汉，只不过刚刚弄明白IP地址和掩码是怎么回事而已。
　　这次电话面试结束后，我还是没有对这件事存太大的指望。每天照例在清晨赶班车，在班车上补一觉，到公司吃早餐，然后报销、做技术文档、和几个同事闲聊。下班后和朋友们到处找好吃的饭馆，唱卡拉ok。

　　朱总
　　朱总是我现在的太太。
　　在1998年，她是我相处一年多的女朋友,和我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当时我们已经在考虑结婚了。
　　那天晚饭后，我们在她家后面的学校操场散步。操场上满是以奇怪姿势健身的老人。我们混迹于其中，让人觉得很安逸。
　　我小心地避开一个退着走的老头儿，朱总笑了，有一天你也会这么走的。我说，是啊，那时候你在怎么走呢？呵呵。
　　当时的我们，心态轻松，全无牵挂，随时可以赌上自己的全部来搏一个机会。现在想想，那种感觉真好。
　　朱总问我思科的事，我顾左右而言他。我知道她很关心。
　　咳，不成也没啥。我们现在这样就挺好。她说。
　　我说就是。
　　后来我们又去了学校外面的夜市，那里有大量的烧烤摊和杂物店。每天晚上在那里溜达并且随性吃上一些小吃是我们共同的乐趣。

　　Kevin
　　大约过了两个礼拜，接到思科的电话通知，说是工程师经理面试。
　　Kevin长得很壮实，留着平头。我们的会面还是约在Holiday Inn，不同的是地点换到了2楼的咖啡座。Kevin给人的感觉很随和，跟我聊了很多关于日资企业的事情，他好像原来也在类似的地方呆过。也问了一些电信里面的事情，包括组织结构，人员水平之类的。技术的问题问得很少，我暗自庆幸。感觉Kevin更加注重的是我是否能很好地融入现有的团队以及和其他成员合作。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思科五轮面试里最重要的一轮，如果成功，Kevin就将成为我的直接上司。

　　卉
　　不久后接到邓老板布置的一个临时任务，和销售部的卉以及石桑一起到太原给客户做现场培训。
　　去没去过的地方出差，总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和美女一起。卉是一个精致的女孩子，干净，淡妆，穿着得体。日资企业里的女孩子时间呆长了多半如此。如果再加上先天的条件，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里就相当有战斗力啦。
　　同行的石桑是个快活的人，健谈，人也长得帅，未婚。在公司的女孩子里人缘很好，我和卉都很喜欢他。大家热闹地聊了一路。
　　飞机进入山西境内后颠簸得厉害。我平常一般不怕这个，这次很担心。也不知为什么。
　　太原最干净的一条街叫迎泽大街，据说是当时为了欢迎毛泽东视察参照北京长安街的标准修建的。我们住在三晋国际饭店，晚上和客户一起吃饭。卉的风格含蓄而积极，是个不错的销售。
　　次日给客户讲课，我口若悬河地讲了一天。到晚上喉咙疼。给朱总打电话，得知她也在北京附近出个短差，如果时间安排得好，我们可以在北京小聚。
　　次日，客户没有轻易放过我，请我到他们一个站点去帮忙确认一个故障。无奈去了，是一个很简单的故障，不知道原来的工程师是怎么敷衍的。
　　晚上和卉还有石桑一起吃便饭，之后游览迎泽大街附近的一个夜市。身处异地而夜晚同行，怎么着也会谈些平时办公室里不会触及的话题。插科打诨之余，卉开始和我探讨艺术，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成为她这方面的谈话对象。
　　回到酒店房间，看电影频道里面一个很老的译制片，叫《最长的一天》，讲当年盟军诺曼底登陆的事情，看完已是凌晨三点。在寂静的房间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这也许是我在这家公司的最后一次出差了。

　　朱总
　　我们的时间安排得不错，在一个周末到来的时候我和朱总一起来到了北京，一行还有卉和石桑。在完全没有工作心理负担的时候在异地度过一个周末，也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四个人一起吃了晚饭，之后到三里屯酒吧消遣。当时北京还没有后海和798之类的地方，三里屯是唯一的小资据点。大家聊些公司里的人事趣闻。我和朱总的事情在公司里早已大白于天下，话题自然会跑到当初是怎么走到一起之类的上面去。酒已微醺，我说，一不小心上了贼船。朱总佯怒，卉会心地笑。
　　次日，卉和石桑先行回家，对我们留下一个善意的暧昧笑容。我和朱总继续在北京逗留，去天坛溜达，去新东安吃小吃，去北海划船。北海的双桨船还是我童年的记忆之一，记得当时我逞能弄得手上起了泡。
　　这次也一样。
　　朱总陪我买了双新鞋，旧鞋被我留在了北京保利大厦的客房里。

　　海容
　　从北京回来不久，又接到思科的电话，说是和一个销售经理面试。这是第四轮了。
　　当时我正准备去苏北的一个小镇出差。接到这个电话，我犹豫了一会儿，把机票推迟了一天。
　　海容长身玉立，西装革履。典型的上海人模样。我们的会面在一个小酒店，离电信局不远。
　　海容的风格很有趣，说话不太看你眼睛。自顾自地说一大段，等你说完，他继续接着自己刚才的思路又说一大段。
　　几大段下来，我听明白了一点，他怀疑我的技术实力。我佩服他敏锐的判断力。这是一个销售必须具有的能力，几年之后我才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但他又有一种很吸引人的颓废的腔调，那意思是我的这个缺点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无所谓。他来面试我完全是应付差事。
　　会谈持续了不到20分钟，之后他飘然而去。
　　之后的几年里我接触了数不清的销售，能够当得上“飘然而去”这四个字的只有他一人而已。

　　Vincent
　　在我为数不多的面试记忆里，进行到这一步，差不多应该是快有戏了。我渐渐没法象刚开始那样洒脱，自己开始患得患失起来。
　　之后有一段时间的真空。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出差，干活儿，在异地的宾馆消磨一个个夜晚。一天，Vincent打电话来，说感觉怎么样。我说不清楚。他笑了，说最近没什么新消息，估计在走流程。
　　Vincent当时已经跳槽到SUN公司了。某种程度上说，他一直是我职业生涯的航标。当我还在国营企业三班倒的时候，他已经作为外企的工程师出差，出入宾馆酒店刷信用卡。当我好不容易跳出国营单位进入所谓外资企业的时候，他跳进了HP作为售前技术工程师。
　　我的意思是，当你的前面一直有一个人在带引着你的时候，其实生活还是不那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