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ng笑了，对Kevin说，“你告诉我，哪里的客户不是这样？哪里的客户是根据我们思科财年的时间表来做项目的？哈哈哈哈”
　　又喝了两口酒，Yong看着海容说：“压力都是一级一级传下来的，这个季度数字不好，肯定有的区要走人。没有产出的account，大老板就会觉得没必要放人在这里。”
　　海容和Kevin都安静了。我觉得满桌子琳琅的饭菜毫无滋味
　　过了一会儿，Yong打破冷场兴冲冲地问我：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本地小吃吗？
　　晚上回家的出租车上，我又想起了李丁那句话。

　　Hshen2007
　　一轮密集的轰炸结束，留下遍地硝烟。这些硝烟就像浓雾，让你无法辨别下面掩藏着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象。
　　海容穿上他的制服，拎着公文包，走进迷雾开始了新一轮的勘探。而我，得到了难得的几天闲暇时间。
　　早上我睡到8点起床，到楼下相熟的早点铺要上一碗面，还加了一碗冲了鸡蛋的米酒。那天晚上Yong问我小吃的事儿，我建议他清早叫辆车，随便开到任何一个密集的居民区门口，找一家人最多的早点铺，哪怕是排队也要等，等他们做出来的喷香的面，松脆的油条，一咬一口热油的包子，还有辣得让你头皮发麻的米粉。酒店的餐厅早上也有模仿这些样式的点心供应，品质和味道暂且不说，那种在腾腾的蒸汽中和一大帮吆五喝六打情骂俏的人们一同进餐的快感是绝对享受不到的。
　　不知道后来Yong真的去实践了没有。
　　那天吃完早餐，时间还充裕，我坐公交车上班。朱总曾经对我一度“出门就打的”的生活方式非常反感，经常嘲讽地问我，还记得坐公交车从哪个门上去吗？这个城市的公交车线路之远，密度之高，覆盖之广堪称全国之最，如果不是赶时间，你永远可以选择公交车到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我喜欢选择一个靠窗的位子，随着车的移动看路边的人群。这次出国回来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国外街上的行人大都兴致勃勃表情健康，近距离地彼此照面时不管认识与否都真真假假地打个招呼；而国内大街上涌动的每个人大都神情倦怠而疲惫，有的人在明媚的阳光下痛苦地皱着眉，有的站在街边失神地望着哪里发呆。也有少数快活的人群，那往往是一些小孩子或者刚刚逃离学校的青年男女。我在想，为什么快乐指数的差别就这么大呢？
　　坐公交车，我最怕自己的手机响，尤其怕还要在嘈杂的车上跟客户论述技术问题，那是我一直不习惯的事儿。那天手机又响了，不过，不是客户，而是湛湛。

　　湛湛
　　湛湛是我在原来国营单位的同事，他和Jumbo还有我一起被分到那个单位，后来他和我还被分到同一个科室。我跳槽后没多久，听人说他得了精神病，从此之后再无下落。
　　接到他的电话，我很高兴。他说要来看看我。
　　我还记得，他来的那天是个周末，我和朱总在刚刚完工的新房里接待了他。
　　他胖了，原来精瘦的脸大了一圈，显得五官比原来小。他还是像原来那样很健谈，但他的谈话有个问题：他不怎么理会你讲的话，自顾自地讲，不歇气地讲。
　　我有点手足无措。
　　当年的他，意气风发，经常在自己的单身宿舍里贴满了各种励志的口号和学习计划以及作息时间表之类的东西。可他在科室里的话很少，领导也不太喜欢他。每次和我一起当夜班，我们俩一起听一些大学时代的老歌，经常聊到半夜。
　　当时他想考研，但一直没考取。
　　这次，他给我带了两本书，说要送给我。一本是当时很流行的《学习的革命》，另一本是中文版的《圣经》。我有点惴惴不安地拿着他送给我的沉甸甸的书，不知该说什么好。
　　坐了一会儿，他说要走，我也没有强留。我站在窗口看着他越走越远，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发了好一会儿呆。

　　马克
　　那段时间，阿杰和马克经常在办公室里出现，碰到一起的时候，大家聊聊项目里的趣闻轶事，挺有趣。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偶尔我也会和他们俩一起打两把斗地主。
　　阿杰是高手，如果打的时间长，最后的赢家基本上都是他；马克打牌路数古怪，但很认真，每盘结束后都要详尽分析一番。每当此时，我和阿杰一般会点根烟听他分析，然后接着下一盘。
　　我从小就是打牌的低能儿，无论任何玩法，基本上都是瞎打一气从无心得。但是斗地主这种玩法有的时候是拼心理的，所以也能让我这个不管不顾的愣头青赢上几回。
　　阿杰一般不动声色，但一般打到最后几张的时候，阿杰会坏笑着对我们其中的一个说：怎么样，两个王八也不敢炸吧？或者说：我看你那张老K怎么走。被他说中的马克总会马上似笑非笑地露馅，挺可爱。
　　每次我们问马克目前业绩如何的时候，他也总会像被阿杰看穿了底牌时那样露出忍不住的笑容，说：还可以还可以，150%，150%。。。。
　　那年马克的业绩确实骄人，听说他卖了一堆非常高端的设备给一个图书馆。当我后来看到那个图书馆在报纸上登广告希望企业冠名赞助去购买更多图书的时候，不禁哑然失笑。

　　海容
　　其实，一个项目的发展过程，和一棵植物一样，是有生命周期的。从一开始的施肥播种到破土萌芽再到茁壮成长之后，会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开花结果前的胶着期。看似平静的胶着期其实是在用似乎有点被浪费的时间来最后准备开花结果所需要的所有能量，成与不成在此一举。
　　有经验的农民在这个时期往往在田里搭上窝棚，日夜照看随时应变。
　　我和海容也开始了最后的搭窝棚阶段，海容的工作西装经常穿在他身上而不是挂在办公室里，我的电脑包里也随时备有打印好的最新版本的技术方案和报价。坐公交车的机会渐渐稀少，“出门就打的”又成了我的主要交通方式。
　　这个阶段漫长而且痛苦，每天的工作也高度重复。一遍一遍地答疑，一次一次地递交技术澄清，一个一个的电话确认，方案和报价都已经修改到第二十几版，到最后，那个在报价书里用黑体字标出来的总价我和海容已经烂熟于胸，随时可以滚瓜烂熟地讲出来。
　　局势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表面看来客户每天都在周而复始地上班，他们到了时间蜂拥进入那个办公大楼，各自占据一张办公桌，然后电话、文件、大会小会地很快过去一天。随着这样平静的一天一天慢慢过去，你会发现伴随着一次次的电话、文件和大会小会，施加在这个项目上的来自各个方向的力也在慢慢变化。
　　角力到了一定程度，那朵大家都在守候的花往往就在夜间突然地开了，有时会让你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到了这一年的夏天，海容已经基本知道他这块地里今年的收成了。他还是一副疲惫而又慵懒的样子，阿杰和马克跟他开玩笑让他请客的时候他会愁眉苦脸地诉苦：兄弟啊，这块地不好弄啊。
　　我不知道他说的“不好弄”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到最后是一家以前没怎么联络过的代理横空出世拿下了这个项目的集成，我只知道这个项目我们最后赢得的部分并不够完成海容全年的任务。但无论如何，这个项目的最终结果可以告诉海容和我一件事：那把一直悬在头顶的快刀至少目前还不会落下来。
　　疲惫无比地回到家里，我对着镜子仔细看了看自己的头发，然后对朱总说，我们结婚吧。

　　杰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