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初年，官府特准铸币权就是那个桃子，江南豪门则是争抢桃子的那些武士。最后，江南豪门势力在铸币权争夺斗争中全部衰败。
　　本来江南豪门各家都自己铸行货币，只要铸造的货币能用出去就行。司马睿来了，江南就不一样了。

　　为了稳固自己在江南的统治，司马睿选中了吴兴沈氏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并且宣布：只有吴兴沈氏才拥有合法的铸币权，其他人铸造的货币都不合法。为了让这个理念深入人心，东晋朝廷不遗余力的在江南宣传（没有强制能力，也就只能靠宣传）：组织五毛党编写民谣，然后在民间（乞丐）中传唱；组织盛大的宣讲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唱莲花落），让所有人都认识到官方货币的重要性……

　　吴兴沈氏最大的敌人是义兴周氏，本来周氏家族并未把官府特准铸币权放在眼里，就是私铸货币皇帝又能把我如何？
　　义兴周氏没有想到的是，朝廷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货币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能否用于交换，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有多少人承认。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毕竟皇帝还是至高无上的，官方货币也有着更高的信誉，币材一样、重量相类、制形相似，还是要首选官方货币的。
　　结果：吴兴沈氏所铸行的货币铸币在江南一地取得了统治地位，即“沈郎钱”①。在义兴自己的地盘上，周氏家族的铸币也不太好使了。于是，我们有了“榆荚相催不知数，沈浪青钱夹城路”的诗句。
　　义兴周氏的领头人周札不得不放下架子，低头来找司马睿要求朝廷也承认周氏家族的铸币权。周札得到的答复是，鉴于已经授予沈氏家族特许权，周氏家族应就此与沈氏家族进行亲切友好的磋商——沈氏家族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任何时代金融牌照都是最值钱的东西，金融牌照虽然不能创造财富，通过它却可以获得财富的使用权。所以，要想持有金融牌照，就一定要付出代价。沈氏、周氏争夺铸币特许权的代价，就是双方在皇帝的挑拨下大打出手。

　　可怜这位“一门五侯”的周氏家族，领头人周札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吝啬鬼，兵临城下的时候，周札居然不肯把仓库里精良的刀枪分给农人，而是让大家以木棍应对沈充手下士兵的刀枪。
　　在这场斗争中，周札兵败被杀，江南最大的豪门之一周氏从此一蹶不振。鼓动吴兴沈氏灭义兴周氏之后，曾铸“沈郎钱”的吴兴沈氏也被剿灭。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是江南土著最强大的势力，随着周札和沈充败亡，江南豪门逐步成为历史的陈迹。
　　日期：2013-01-07 17:59:12
　　吴兴沈氏与义兴周氏的战争，为司马睿赢得了极为短暂的宝贵时光。江南豪门内耗的时候，东晋皇族又在做什么呢？
　　答：开山泽之禁、土断，即，培养江南的小农经济。
　　司马睿渡江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多家北方士族跟随。

　　纷纷乱世，无论士族还是部曲说白了都是流民，单独迁徙根本不可能在江南有一席之地。于是，最大的流民头子、东晋皇帝司马睿命令手下较大的流民头子、北方士族，率领普通流民在长江下游建立了很多“侨郡”，即南琅琊郡、南徐州郡、南兖州郡（侨郡建立的地方一般是江南豪门势力较弱的地方，原有土著居民被北方流民赶到了今广东、贵州一带）。
　　在侨郡之中，北方士族依靠原有习惯和名望维持了对部曲和流民的统治，当然，他们的部曲可以不向朝廷纳税，朝廷有事也要临时召集士族才能起兵。西晋就是这样亡国的，殷鉴不远，岂能重蹈覆辙？况且，东晋初年，北方士族势力远较西晋衰微，司马睿也看出了这个便宜。
　　司马睿第一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开山泽之禁”。
　　江南本是鱼米之乡，普通人靠捞鱼也能维持一些生计。刚刚到达江南的时候，北方士族就抢占了山川林泽，升斗小民片缕不得下水，敢擅自捞鱼者一定要往死里罚。
　　公元320年，司马睿颁布诏书：凡强占山林、霸占湖泽的人，收入达到一匹布的价值，杀无赦！那一年是农历壬辰年，这封诏书也称“壬辰之诏”，目的是保证民间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后世无数封建帝王都曾模仿，刘宋元嘉十七年、元嘉三十年、大明七年都曾屡屡下令禁封山泽。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之利岂能由一二人所独占？
　　司马睿第二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土断”。
　　土断，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按照土地断定户籍，通过清查土地逼迫士族高门承认“部曲”对土地的所有权。朝廷宣布：无论您是谁，您流窜到那里就是那里人，立马给户口，纳税不满五年也直接赐予土地，反正这些土地是大家一起从“山越”手里抢来的！
　　“土断”并不是司马睿的点子，早在西晋初年就有人向司马炎建议以“土断”替代“九品中正制”，彻底剥夺士族的治民权、废黜士族高门对官位的垄断。只不过，当时司马皇族只是个绣花枕头，不敢这样做而已。
　　现在，既然北方士族成了高级流民，司马睿也就有了机会。晋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司马睿下诏在南兖州禁止士族高门收容流民。
　　诏书首先总结了文景二帝以来的均田制经验，回顾了西汉、东汉两代的辉煌历史；接着，诏书又给出西晋亡国的官方托词：士族高门占有众多土地和农民，却刻意逃避朝廷赋税，焉有不亡国之理？

　　最后，诏书提出了解决办法：为避免江南再现中州之难，必须再次推行“耕者有其田”！诏书规定，所有士族高门都要如实禀报部曲数量，此后，一品大员占田不得超过280亩，奴婢不得超过3人，其余土地要分给原来的部曲。
　　为了吸引流民自动归于朝廷，东晋政府不断提高对小农的优惠条件，赐其田宅、先免租税三年、后免租税五年。优惠到期，小农每亩只需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当然，士族所占土地也同样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这种按土地面积征税的方式在历史上被称为“度田收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士族将抢占土地税收强加给自耕农。
　　史籍为我们精准的总结了东晋初年的治民政策——“镇之以静、群情自安”，也就是说东晋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官吏的职能，恢复了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毕竟官吏都是士族大家，让这些人捞到钱，对皇族没有一点好处。有了自耕农的支持，东晋两代帝王司马睿（晋元帝）、司马绍（晋明帝）终于重新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
　　江南兴起的小农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相反，如果财富仅仅集中于士族高门，购买力也就必然集中于一小撮人，这样的社会结构除了能造就奢侈品市场，普通行业能兴盛才真的奇怪。
　　——江南水系丰富，原比北方农耕条件优越，北方移民带来了耕牛和铁质农具。加之充足的劳动力保证了精耕细作，江南稻田产量从孙吴时代的五六斛增长到三十斛，产量增长了5-6倍，麦田甚至出现了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