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以来，中原与游牧民族已经混战了几个世纪，战争是双方最常见的交流方式，谁的力量更强，谁就能捞到便宜。除了个把头脑清醒的皇帝，中原皇室对待游牧民族的态度一律是：你是野蛮人，堂堂上国之帮绝不会和你合作！游牧民族的态度则更坚决：既然换不到粮食和锦帛，我就派人去抢！
　　隋炀帝属于为数不多头脑清醒的皇帝，他想到了一个非常别致的方法对付西突厥和吐谷浑。游牧民族远非铁板一块，只要能离间各个部落，使之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游牧民族就无法祸患中原。
　　隋炀帝的具体措施就是国际贸易。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叫“比较优势”。意思是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有不同优势，各国可以只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然后以自己的优势产品交换别人的优势产品。如此，所有国家都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全世界人民的福利水平都会因此提高。
　　这个道理听起来是没错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某大国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劳动力优势，适合卖苦力；它们有科技优势，适合制造计算机芯片。然后，这个超级大国就忽悠落后国家对它放开了市场，却对落后国家封锁所有先进科技。
　　这不是“比较优势”，是换了马甲的土匪。
　　日期：2013-02-03 22:08:16
　　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大隋帝国就是那个换了马甲的土匪。
　　按照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大隋帝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瓷器、漆器、丝绸和粮食；游牧民族似乎没有什么优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养了几头牛、几匹马、几只羊，不远万里送到中原，却发现换回的粮食还是不够吃。
　　游牧民族很生气，于是，就想到了自己另一种比较优势——抢劫。隋炀帝要游牧民族放弃这种具有暴力性质的比较优势，也就只能别出心裁。为分化西突厥和吐谷浑，隋炀帝有选择的对西域21国放开贸易。
　　如果单靠市场，任何一个西域部落都不可能在这种国际贸易中捞到实惠，大隋帝国只能对来做贸易的胡商给予补贴，甚至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对这些客商出售商品。大家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游牧民族来中原做生意的时候，享受了大隋帝国的超国民待遇。比如，西客商来到都城长安的时候，无论在那个客栈、酒肆都不需要花钱，也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在官府拿到货物。

　　在这种有损于大隋帝国经济的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特许权的西域诸国可以源源不断得到隋朝的好处。既然已经获得了好处，这些部落也就必然切断了和西突厥、吐谷浑的往来。游牧民族化整为零，也就失去了挑战大隋帝国的实力，正如当时朝廷重臣正如裴矩所言“诸蕃既从，浑、厥可灭”。
　　大业五年秋（608年），隋军攻破吐谷浑，生俘王公贵族200余人，建立河源四郡。
　　问题是，隋炀帝经略西域贸易的方式已经违反了市场规则，大隋帝国同时存在一个市场化的国内生产体系和官僚控制的国际贸易体系，也就为败亡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从当时进口商品来讲，西域商品集中在香料、珠宝、犀角等奢侈品，对普通人福利毫无效用；从出口产品来看，又集中于粮食、丝绸、布匹等等日用品，封建官僚自己不从事生产，货源当然是没本钱的买卖——税收，结果不仅不能刺激民间生产，反而会破坏国内市场秩序，加重黎民百姓的负担。
　　最离谱的是，一旦封建官僚被允许经商，利益驱使下这些人便会迅速把手伸向社会每一个产业，甚至自行创造盈利机会挤压民间商业。在利益驱使下，封建官僚同样也会拿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创新赚钱方法，何况，这批人是科举考试中选拔出来的人中之龙！
　　——《隋书?食货志》记载，隋炀帝有时别出心裁要用某些特殊的商品向西域展示中华富足，比如，野鸡尾巴上的毛。接到这个命令，各郡不但没有公布隋炀帝的命令，封建官僚反而借机悄悄收购彩色鸟羽，市场上的鸟毛早就被买空了。在限定时限仅剩一月的时候，各郡几乎同时突然宣布这道征收鸟毛的命令，几乎全国的百姓都被逼去抓野鸡、抓白鹭（自己动手，这样比较省钱）……

　　——《贞观政要》记载，帝国在西京长安征集向西域河源郡运输粮食的驴子，封建官僚用同样的手段愣是把500钱一头的驴子炒到1万钱一头……
　　日期：2013-02-04 23:10:36
　　尽道隋亡为此河
　　如果说封建官僚仅仅是业余时间炒作一下鸟毛和毛驴，大隋帝国并无必亡之理。错就错在大隋是一个强盛的帝国，隋炀帝有动机、有能力、更有财力干一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比如，贯通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巨型水利建设工程，是一条联通中国经济血脉的河流，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以上种种，仅对后世而言，京杭大运河“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
　　在手挖肩扛的时代，贯通京杭大运河这样的工程不但需要很多民工，还需要相当数量的封建官僚从事管理工作。一旦封建官僚的势力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帝国蒸蒸日上的经济进程也就戛然而止。
　　各种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为修建京杭大运河，隋炀帝毫无节制的征发劳役，最终引爆了流民暴动，把大隋帝国引向了不归路。据《隋书》记载，大业四年开凿永通渠，沿线7郡79县，隋炀帝一共征调了360万民夫，加上后勤补给共计540余万，共有257.30万人永远的消失在河道之中。
　　这事儿，没有。

　　永通渠总计长300里，从今天京杭大运河的规模推算应该只有1.5亿个土方，用360万民夫来挖，平均每人不过四十个土方！这样的工程量居然用了一年时间，莫非360万河工天天在开茶话会？
　　实际上，京杭大运河并非隋炀帝一人修造，他只不过在现有运河和自然河流之间建立了三条小运河。即大业元年开凿的通济渠、大业四年开凿的永济渠、大业六年开凿的江南河，这三条新运河全长八百里，贯穿了中国南北水系，为唐宋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百里河道的工程量，以隋朝的富强，断不至于为此亡国。大隋亡国，又确实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只不过另有一种逻辑。
　　修建运河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败亡，也可以激发财富创造力。1200年后，美国第一条运河伊利运河通航，当时联邦政府穷的要命，根本拿不出修运河的钱。于是，美国政府成立了运河公司，向公众放开了投资渠道，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购买运河公司的股票。结果，不但没有闹出任何乱子，还激发了美国历史上新一轮的股票市场狂潮。
　　不同的是，隋王朝选择了由帝国政府修筑运河。
　　商人还是帝国政府，谁来修建京杭大运河都要挖出同样的土方、都要使用同样的人力、都要花费同样的钱财，两者有区别吗？
　　答：有。

　　借鉴西方经济学伎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京杭大运河是纯粹由商人建成的，帝国授予一定时限的特许权，在特许期限内商人可以收过路费，过期则改为免费通航。请不要担心商人不能筹集到足够的钱，只要有足够的利润，投资从来就没有不足的时候。如果民间确实无法积聚足够的资本，那答案要么是投资利润太小，要么是早就知道有人会在修建成后跑来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