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瑞屡次挑战不遂后，下决心直接攻营，并判断主动出击的西部缅兵为强兵所在，强兵被破，其他营寨不难破，遂决定集中兵力攻击此处。十二月二日清晨，除留二千兵留守大营，以一万兵分十二队冲击缅兵营寨。缅兵善守，营内木栅为深埋地下的湿木，露出地面仍高二丈，内外均有深沟，沟旁又埋锐利竹木，缅兵有木栅保护，枪炮难伤，而从栅隙处以火枪射击，则命中奇高。清兵自缅营附近山梁冲击而下，第一座营寨临近山梁，很快被清兵攻破。在攻第二座时，比较困难，有一名贵州藤牌兵王连看到木栅附近一处有些木料，容易攀登，从该处攀栅而过，一人在数百名缅军中冲杀，后续十余名清兵跟着攀登而进，在此掩护下，王连杀敌十余名后又拔开木栅，清兵蜂拥攻入，再次夺得一座营寨。所得两营地势较高，明瑞又分兵配合其他各路攻下两营。缅兵连续反击至晚上二更，见反攻无望，纷纷撤退，清兵全力追杀，直到第二日黎明时分才收兵。此战即蛮结之役，清兵杀敌二千余，俘三十四名，缴获枪炮粮食牛马甚多。乾隆皇帝闻讯大喜，封明瑞为一等公，贵州兵王连也直接升为游击。

　　蛮结之战后，明瑞更加轻敌，继续率兵深入，绕过天险天生桥，十二月十三日抵宋赛（今缅甸送速），十七日到邦亥，前锋十八日至象孔（今缅甸辛古），距离阿瓦仅70里。但在缅甸的坚壁清野下，清兵粮尽、马疲、人乏，已经无力攻城。十九日，明瑞无奈，只得下令退兵到孟笼处（今缅甸孟隆）就食。缅兵侦知清军撤兵后，大举反击，对明瑞大军只是派军隔着十几里路远远跟着，时不时进行骚扰作战，但不正面作战。主要还是将主力用在木邦方向，到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正月初二，缅兵先后将天生桥、蛮结、蒲卡、锡箔等处的清兵台站攻占，清兵损失八百余，只有百余人退回木邦。明瑞军后勤、军情线路被断绝。正月初八，缅兵包围木邦，珠鲁讷坚守十日后不支，自杀，兵溃，总兵胡大猷、胡邦佑等战死，道府衔杨重英以下多人被俘，但清兵大部分还是逃回云南。缅兵不善打歼灭战，清兵逃跑能力也不错。同时云南巡抚派出的九百援兵也溃败而回。

　　这时，北路军已经败退。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北路清兵攻击老官屯不下，伤亡五百余，总兵王玉柱阵亡。同时，染病官兵也不少。缅兵又逐次增兵，清兵被迫退至四十里外的旱塔。正月初十左右，因锡箔台站被断，云南巡抚、乾隆皇帝数次令额尔登额率兵转至木邦，接应明瑞。额尔登额听闻中途猛卯有缅兵出没，就退入铁壁关内，转从陇川入木邦，额尔登额畏敌迁延不前，走走停停，数日路程走了二十多日，直到二月四日才到边境宛顶。此时木邦早已失陷，而明瑞也已陷入缅兵重重包围中，但额尔登额自知战力脆弱，依然不敢出边救援。

　　十二月二十一日，明瑞军到孟笼，得粮二万余石，暂时缓解了缺粮窘境，明瑞在此休息十多日，过完春节后，再次出发，打算经大山回木邦，途中听闻木邦被围，于正月初十改向宛顶撤退。正月十四日，明瑞军在蛮化向尾追不止的缅兵突然反击，歼敌千余，总算把尾追之敌打痛，不再追得那么紧，清兵伤亡虽不大，但总兵李全中枪身亡。缅兵攻占木邦和击退北路清军后，几乎全部主力都赶赴明瑞军处，数万缅兵于二月初七日，将万余清兵围困在小孟育处，此处距离宛顶二百里。明瑞军在此休息三日，于十日夜，沿探明的小路突围，明瑞率领队大臣、侍卫及数百满洲兵殿后，领队大臣扎拉丰阿中枪阵亡，观音保以身上携带的最后一支箭刺喉自杀。明瑞身受重伤，用尽力气疾驰了二十多里，“手截辫发授其仆归报，而缢于树下，其仆以木叶掩尸去”[3]。清兵突围中共有千余官兵战死。十三、十四日，总兵哈国兴、常青以下万余官兵突围回到宛顶，其中许多伤病官兵及体弱文官都得以生还。

　　乾隆皇帝听闻明瑞大败、身亡讯息，震怒愤恨无比，将额尔登额逮捕进京，处以磔刑，同时北路军的云南提督谭三格也被处死。明瑞的灵柩归京后，乾隆帝亲临吊唁，赐谥号果烈。明瑞之妻因极度悲伤，亦自尽。
　　中缅第三次战事，缅甸战略战术对头，北路坚守要隘，南路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终于将清兵击败、驱逐出境，但也暴露出了缅兵不擅长平野决战、不善打歼灭战的弱点。清兵自最高统治者到前线指挥，不明敌情，盲目轻敌，纯粹自取其败。但清兵在作战中也给缅兵沉重打击，迫使缅甸在今后作战不大敢野战，而是选择以守为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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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3-03-14 13:18:06
　　第四次清缅战争
　　明瑞军大败，外加也逐渐知道缅甸内部并非分崩离析，而是新兴强权，暹罗也被其所灭等等。乾隆皇帝开始对缅甸的国力、军力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必雪丧师辱国之耻[4]。乾隆皇帝于是很愤怒地不理缅甸陆续发来的求和文书，开始调集精兵强将，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任重臣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鄂宁为云贵总督。原来跟随明瑞出征的满洲兵调回，增调13000满洲兵以及9000贵州兵入滇，后来又加派1000满洲兵2000福建水师。同时，也放下***面子开始考虑联系暹罗等国共同出兵，暹罗国破消息传来后才死心。

　　乾隆皇帝还斗志昂扬，手下却有人开始嘀咕缅事难办了。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四月，先期到滇的舒赫德及鄂宁联合上奏，说征缅有五难。一是办马难，按满兵一万、汉兵三万出兵规模算，战马、驭马需十万匹，急切难办。二是办粮难，按四万兵、十万马算，单十个月就需粮42万石，全省仓粮也不过35万石，缺口很大。三是行军难，从内地永昌到边境就路难走，边外地形更差。四是转运难，单从永昌运粮到边境，按三夫运米一石算，就需百余万人次，而如果到了边外，内地人不愿意出边，人烟稀少，雇夫几乎不可能。五是气候难，水土不适，历次战事病故或因病失去战斗力者比战场死伤还多。两人最后结论就是，对缅甸战事胜算不大，不如设法招致缅甸投诚算了。应该说，这两人总结教训还算总结得不错，可惜不对乾隆皇帝胃口。虽然对缅战事连续失利，乾隆皇帝依然感觉良好，认为“我大清势当全盛，认真起来，将缅甸打得屁滚尿流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听到这些后暴怒，痛骂两人乖谬无耻，很快将两人降职调任。

　　大军远征，特别是出征境外，后勤向来是大难题。明瑞全军共征用马驴牛八万余，其中马万余，驭兽多为牛只，牛只半路还被宰杀当粮，即时如此，一半粮食还是要从缅甸当地取得。二十年后，乾隆皇帝出兵越南，只是一万兵打到河内，就动用了七八万民夫，也才勉强保持供给。因此，乾隆皇帝要再次大举征缅，准备时间还是比较匆促，以马骡为例，从贵州、四川、湖广、河南等地只搜括了两万余匹马、六千匹骡，只能规定满洲兵有马，绿营兵不给马。

　　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二月，傅恒率兵出征。临行时，乾隆皇帝还亲自在太和殿授之敕印，并把自己用的甲胄赠给傅恒，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