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两字显然是司马迁精心挑选的结果，“匈”以“凶”为腹里，可谓形神兼备，他们确是以杀掠为生的族类，非常凶残。奴者，卑也，被征服者是也！征服这些游牧强戎，消除北方威胁，正是汉武帝最迫切的心愿。而这也是司马迁撰史取名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
　　换言之，当我们把“匈奴”这个族名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思考的时候，它的出现就不再是突然的了，乃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至于后世儒家刻意遗失奴字一个读音，乃是因为儒家理论的立论根基在此，他们的轩辕必须与猃狁脱去嫌疑，事关根本。那么还有什么手段不能使用呢？但中国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他们深深掩藏起来！
　　日期：2013-12-22 07:59:54
　　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崭新视角——读《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起源》
　　（节选）
　　我从友人丁东处见到徐江伟先生的书稿《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起源》，一看各章节标题，立即让人产生一睹为快的欲望。通读之后，此书果然让人耳目一新，遐想联翩。
　　徐江伟先生从语言学的考证入手，结合古代文献和人类学成果，扫视人类历史上不同种族到东亚、北美的迁徙历史和当代分子遗传学对中国汉民族的基因图谱抽样测试的成果，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了对中国上古史的各种难题的新解说，让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让审视华夏文明起源。
　　作者用阿尔泰语词汇，重新解释古汉语中的一些词，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胡适先生主张，“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这一原则对研究中国上古史也是适用的。
　　以前读蒙森的《罗马史》，常叹服西人通过语言考据历史的能力。徐先生是我见到的又一个用语言、读音来考证中国古代历史的人。清末民初，古汉语音韵学代有传人。章太炎有门生黄侃等人，民国还有“史语所”，后来迁台。
　　欧洲的文艺复兴，民间修纂历史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时，一批民间历史学者剔除神话和虚假的传说，还原历史真相。近年来，中国民间探讨历史真相也出现了一批力作。徐江伟先生曾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对语言学特别有兴趣。后来下海经商，衣食无忧以后，又上岸一心治学。这让人想起19世纪的考古学家德国人海因里希·施里曼。他家境贫寒，14岁辍学在杂货店做学徒，后经商致富，自学了多种语言，怀着对荷马史诗的深情，追寻自己的文化梦，改行考古，根据荷马史诗和希腊历史记载，自己投资对古代特洛伊城进行考古挖掘，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就。所以徐先生作为一个自外于官办学术体制的独立学者，对中国上古史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探讨，正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努力之一。将来很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当然，他的一些立论，还需要继续讨论与充实。书中说农耕民族没有祖先崇拜，缺乏论证过程，似乎说服力不足，其实农耕民族有祖先崇拜，不妨碍本书的基本立论。

　　他在书中对古代汉语的阿尔泰语释读，只要有50%，甚至40%、30%能成立，中国古代史就得重写。我希望语言学专家能对此书进行认真研读、鉴定。这是一本开启人们对中国上古史思考的书，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当然，徐先生的一些观点还有待更充实的论证。能够跳出传统模式，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历史，这本身就是令人赞叹的思维之花！
　　山西省委党校教授　赵诚
　　2012年2月19日于太原
　　日期：2013-12-22 09:47:39
　　11　匈奴现象的自然解读（节选）
　　游牧文化是一种狼性文化，它从以杀掠为生的生存方式中产生出来，这种狼性文化的历史已经无比悠久，可能与人类的历史相当，其实是自然规律在人科动物中的体现。

　　自然界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同一科属、同一物种内，当种其群繁盛之后，内部便会进化出一种以残害同类为生的族类。例如蜜蜂世界中有一种专事杀掠的黄蜂，俗称“九里弹”，这种黄蜂不事酿蜜，却非常凶猛，它们四处袭击，杀死能酿蜜的同类，吃掉他们所酿的蜜，并以此为生。只要有蜜蜂群集的地方，它便出现了，蜂农都为此头痛不已。在鸟类世界里有专以禽鸟为食的凶猛鹰隼，在蛇类王国里，眼睛王蛇专以其他蛇类为食，如此等等，都是无比漫长的自然历史中物种进化的产物，是在自然规律作用下演化而来的复杂生命现象，当然也有人会说这是造物主的有意安排。

　　古籍中的“匈奴”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九里弹，这种古人称之为“戎”的族类，确是以杀掠同类为生。有言曰：存在的即合理的，即使我们还没有能力去理解匈奴从怎样一种自然法则中产生出来，也不妨碍我们先予肯定其有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我们确可以把匈奴现象看作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一种表现。
　　人类以什么为主食显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主食就天然不同。分布在中国南方温暖地区的定居民族以植物类食物为主食，北方的游牧民族以肉类奶制品为主食，两大原始人群食物结构不同既由生存方式决定，也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气候有关。
　　农耕民族先民世居湿热多雨的环境中，那里植物生长速度快，适宜种植，他们选择了以农耕为生。由于那里气温较高，他们其实无法以肉类为主食，因为人的消化机能无法承受，他们只能以植物为主食。北方游牧民族则以狩猎为生，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他们活动在高纬度地区，那里寒冷而干燥，夏日短暂，冬季漫长，植物生长缓慢，人类生存在那样的环境里需要更多的热量，以植物为主食就难以维系人体对能量的需求，就是说他们必需以肉类为主食。《魏书》记载，在北方游牧民族中甚至“有不食粒者”，即一年到头不吃谷类食物，只吃肉酪，这是南方民族无法想象也无法忍受的。此外游牧民族还不喜欢把肉煮得太烂，他们喜欢吃半生不熟的肉类。他们还有喝鲜血、吃生肉的习惯，所谓“噬毛饮血”在北方游牧民族中从来没有消失过。

　　在与野兽敌人搏斗中产生出来的游牧文化一大特征是崇尚勇武，这种文化的历史已经无比久远，从上万年前贺兰山，阴山岩画之中，我们就已经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生命的狂野和张力。阿尔泰游牧民族先民总是在杀死敌人，获得猎物，掳得对方妇女和财物中赢来快感，匈奴则以血腥杀戮为人生美事。司马迁说，匈奴一见战事就人人兴奋，对于奔赴战场他们是个个雀跃，他们从来不会把出征打仗视为畏途，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其实就无法真正理解游牧文化。

　　《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其实这是游牧民族的共性，他们认为战死疆场才是人生的最好结局，病死老死于家中才是可耻的事。

　　明人《北虏风俗》曰：“（北虏）俗以贪生为耻，以捐生为把都”。这“把都”是蒙古语勇士“巴图鲁”的异写。这就是所谓的民族特征，显然与生存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