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那些从小没有母爱的人，生性才会少些柔仁，多些残忍，有这样生世的人才会是勇武好战的，乃是有人类心理学依据的。游牧部族首领如果没有勇武好战的性格，将给整个部族生存发展带来大灾难，难逃被征服、被肢解的命运。游牧民族自古一夫多妻，妻妾大多从战败部族中掳掠而来，可汗妻妾大多是被征服部族的贵族美女，如果让她们成为活着的皇后，她势必凭借核心贵族身份，做出一些有利于那个战败部族的事来，对本部族的根本利益就会造成损害。把如此大的隐患先予消除掉其实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就这样北魏皇帝全是没有母亲的孤儿出身，他们的生母在他立为贰储或登基之前，就已经被他的生父杀掉了。

　　史书记载，鲜卑拓跋人十分勇武善战，魏人入主中原之前就世代称霸蒙古高原，他们拥有辉煌的历史，曰：
　　“（魏先帝）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魏书?序记》）
　　魏人祖先能威振北方，必定与这种古老习俗有关，这种看似野蛮的习俗一定有过巨大的历史作用，故能作为祖训家规，世代传承下来。魏人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黄帝，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最小的儿子就是鲜卑拓跋的直接祖先，或许黄帝之时就已经有这样的习俗了，或许黄帝就是孤儿出身，只是没有被史书记载而已！
　　当然杀母立子的行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意外，这也不奇怪，历史本来就是必然与偶然的结合体，一些偶然事件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北魏的实际开创者名叫“拔跋?珪”，史称“太租”，霸业辉煌，但他竟暴死于杀母立子之时。事情是很偶然的，太祖有儿子名“绍”，很受父王器重，幼年就被封为“清河王”，其母名“贺兰”，美貌非常，原是有夫之妇，太祖爱之，袭杀其夫而夺其妻，生子绍，或许是太祖有意立为贰储，将杀其母，不料意外出现了：
　　“太祖幽之（清河王生母贺兰）于宫，将杀之，会日暮，未决。贺氏密告绍，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账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贼至！”太祖惊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魏书?太祖纪》）

　　这个北魏太祖“珪”竟被其看重的儿子深夜袭杀于寝宫中，其时绍才16岁。此事虽发意外，却在情理之中。年轻生母在临死之时哀求儿子救命，属于人之常情，而王子尚小，涉世未深，习性未成，出于人类天然的母子之情，杀父救母，其行为动机亦不难理解。只是可惜“太祖”一时疏忽，杀妻不成反丢性命，死于英年三十九岁。《魏书》作者叹曰，如果没有这次意外，大江南北早就一统天下了，那里还有“南朝”存在的理由？

　　对于杀母立子这样一些看似奇怪的习俗，我们只有把它放到广阔的人文历史背景中，才能发见其深层内涵，并真正读懂中国文明史。
　　蒙古高原确是人类最为严酷的战场，那是人类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圣地，那里有一种奇特的狼性文化，它古老得与人类的进化史相当。那是一片不断出现巴图鲁，不断成就战神的地方。有大大小小的成吉思汗从那片高地上崛起，又从那片高地上南下。有的已经被历史记载下来，更多的没有被记载。在那个严酷环境中锻造出来的游牧军队，便有了无与伦比的战斗力。从那里奔涌出来的游牧军队，曾无数次在欧亚大陆卷起历史风暴，他们被中原人称之为“戎狄”，被西方人称之为魔鬼“撒旦”，蒙古高原确是一个“魔鬼训练营”！

　　在考察中国文明史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自然现象与历史现象交相辉映的场景：
　　广阔太平洋的一部分，那遥远的南中国海上，炙热的阳光下蒸腾着水气，水汽聚集到高空，随着地球自转的牵引旋转起来，发展成为风暴，并向北移动而去。风暴横扫中国东南部，给那里带去大量雨水。这便是中国东南部广大范围内温暖湿润，河湖众多，草木繁盛的自然成因，应知地球上同此纬度区域大多是沙漠干旱地貌。

　　而蒙古高原上，由阿尔泰游牧民族卷起的战争风暴，总是自北向南袭来。一次次征服战争的风暴翻开了一页页中国古代史，伴随着南方农耕民族人口被不断掳掠到黄土高原上，华夏文明起源了，风暴过后，人们吃惊地发现，那里竟呈现出一片人类文明的血色曙光！
　　日期：2013-12-22 13:08:06
　　17　荒谬的大禹治水故事（节选）
　　夏朝是中国第一个有起讫年代和世系传承记载的朝代，开创者名叫禹，史称“夏禹”或“大禹”。他有血统的高贵，是黄帝后裔。这是可信的。在游牧社会里没有贵族血缘而能进入贵族行列的可能性本不存在。
　　大禹的父亲名叫“鲧”，原为帝舜重臣，但后来被舜贬斥。禹从何处来？鲧的方国在何处？《帝王纪》云：“（禹）本西夷人也”，就是说禹部族从西而来入据中原。史学家推测，夏禹故国可能在甘青“羌”地。
　　《史记?夏本纪》主要篇幅记载的是夏禹的“巡狩”路线：
　　“禹行自冀州始，东至于东海，西至于流沙，北至于太原，南至于交趾……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
　　“于是九州攸同……九山集旅，九川滌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声教讫于四海”。
　　大禹从“冀州”，即今河南北部开始巡狩，巡狩之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就出现了。这个大帝国不仅包括了整个黄土高原，东至东部沿海，南到云南滇池，今天的中国版图看来大多已经包括其中了。
　　如此“巡狩”路线显然是一种征战路线，而不是什么宣传演说路线，辽阔帝国只能是征战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宣传演说的结果。大禹通过“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针政策，最终确立起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
　　司马迁记载，夏禹根据九州田土肥瘠不同，把赋税分作上、中、下三等，指定各地诸侯国贡纳名目繁多的土特产。《史记》有言：“大史公曰：夏时，贡赋备矣！”
　　夏王朝之时，赋税制度就已经趋于完备，国家政权不是萌芽，而是相当成熟了。大规模政府的行政需要会催生文字，因为管理一个巨大的国家离不开文字，文字是随着奴隶主统治者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尚书》：“夏人有典有册”，即有成文法典和记载法典的典籍，这是完全可信的。

　　从《夏本纪》中我们还可以读出这样的信息：华北平原、徐淮平原已从海中冒出来了。其曰：
　　“禹行自冀州始……大陆既为，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
　　“岛夷卉服，其篚织贝。”
　　“淮维徐州……大野既都，东原底平，其土填墳，草木渐包。”
　　华北平原上是“大陆既为”。海退陆成后，那里成为游牧民族争夺的新领地。北方鸟图腾女直部落，即“鸟夷”，穿着兽皮缝制的衣服即“皮服”，正在越海南下，争夺华北大平原。南面，在更为广阔的黄淮平原上，“东原底平”，“草木渐包”，成了游牧民族争夺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