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围到最小范围时就看谁眼疾手快抢猎物了。有人在飞马射击野兽，有的俯身抓取猎物，有的下马射兽后又飞快上马，有的飞奔着用布鲁（犹如双节棍的狩猎工具）打击猎物，还有人摘下自己的头巾抛向猎物作标记，反正用什么办法都有。猎手的箭和武器上都有标记，猎物被谁打死都能认出来。
　　“打猎停止后猎物被排列起来，猎官要向首领报告情况，谁的马好，谁的猎犬好，那个手法准，那个枪法好，谁的猎物最多等等，首领从中选出自己的猎物后其余全部由猎手取回，首领还要当众授予好猎手一些荣誉称号，所有这些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
　　“如果对谁打中猎物有争议，就把该猎物放在一定距离外，让双方用自己的武器各击三次，全中者可得此猎物，三次不中就断给穷猎户，无端起争议者会被首领用响鞭责打。多获猎物者，回来路上，其人，狗，马都格外威武，没有或少有猎物者，无精打采回去，家中老婆儿女就会问为什么没有猎物，并称赞别人，这时男人就会比死还难过，蒙古人自古就是这样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无比古老的生存方式中，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定居民族形成了长达万年以上的战争优势，在冷兵器时代结束之前，游牧民族一直对定居农耕民族保持着这种军事优势，直到火器时代到来，这种军事优势才嘎然而止。定居民族终于凭借知识和科技，扭转了被动和弱势局面，人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认识古代游牧民族的战争优势，是我们理解和描述华夏文明起源发展史的一个切入点。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还具有杰出的政治才能，他们具有一种创建巨大帝国，管理辽阔疆域的特长，这仍然与游牧文化的特质有关，阿尔泰游牧民族具有特别忠诚，特别顺从长官意志的特点。13世纪意大利传教士柏郎嘉宾（Plan Carpin）《蒙古行记》）这样评价蒙古人：
　　“世界上对领袖最忠诚，最服从的是鞑靼人，他们的服从是无条件的，不会对领袖说哪怕一句假话，不管是贵人还是普通人，都非常敬仰他们的首领，不会去背叛首领。”

　　总体而言，这个意大利人说的是事实。普遍的忠诚是建立强大政权不可或缺的人文基础。游牧民族没有文字，没有所谓的忠孝仁义，孔孟之道，却特别忠诚。历史上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没有出现杀功臣现象，这种现象却出现在每一个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之初，应与风俗文化有关，应与孔孟之道的虚伪性有关。
　　日期：2013-12-24 08:46:02
　　14　族与侯：游牧社会的特征
　　远古时代的阿尔泰游牧民族有二大族群，即鸟图腾的女直部落和狼图腾的突厥部落，他们语言虽属同一语系，但突厥语比女直语带有更浓重的卷舌音。两种语言中大部份词汇读音相同或相似，也有约三分之一词汇不通用，为各自所独有，但他们能互相听懂。在描述华夏文明起源的时候，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两大族类之间的共同性远多于差异性，特别是他们有共同的生存方式，都有掠人为奴的习性，他们拥有同一种“箭文化”，游牧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大大小小的箭来标识社会组织和等级地位。

　　以箭来标识血缘氏族社会是氏族社会已高度发达的表现，从社会发展程度看，北方游牧民族率先跨进了文明的门槛，我们可以从“族”和“侯”两个汉字中解读出这样一种历史信息。
　　甲骨文族字是旗帜之下立有一“矢”（箭），甲骨文侯字是帐幕之下立有一“矢”（箭），如图：
　　甲骨文族字　
　　甲骨文侯字
　　甲骨文“矢”是个高度象形的字，一目了然，画的就是一支箭。“族”“侯”都与箭有关，都是从箭而来。“族”指称一种以箭组织起来的血缘氏族，“侯”指称一种贵族称号，他是部族中最大的“箭”，即血缘部族军事首领。
　　那么，什么人有这种一种以箭来标识社会组织的习俗呢？正是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华夏文明萌发之前中国南方的汉民族先民甚至可能还不会使用弓箭。只有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才世代延续着这样一种奇特的箭文化。

　　《旧唐书?突厥传》曰：
　　“（西突厥）其国分十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焉……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大箭头为大首领”。
　　上述记载就是对“族”与“侯”本义最清晰注解。古代突厥语“箭”读作“欧次”oqi，正是汉字“矢”的原始读音。
　　文中的“设”其实是突厥语“箭”的汉字拟音，《旧唐书》又写作“啜”，如《旧唐书?突厥传》中有“莫呵啜”，即“蒙古部（镞，阿尔泰语箭的另一个读音）”。唐时蒙古部还未崛起，还是东突厥汗国中的一个属部。
　　唐代《阙特勤碑》中的“阙?特勤”则是“啜?台吉”的异写。从碑文可知，他是有资格继承可汗之位的王子，既拥有“啜”（设）之称号，又有“台吉”（亲王）这种血缘贵族身份，换言之，他既有带兵为将的资格，又有继承可汗之位的高贵血统。
　　游牧社会始终以箭来标识内部组织，以大箭头代表大部族首领，小箭头表示小部族首领，大箭头统率着许多小箭头，等级森严，亦军亦民。古代突厥又称“十箭部族”或“十箭鞑靼”。
　　《新唐书?突厥传》曰：“其制，部典兵者曰设”，当时突厥汗国中以突利设，步利设，泥步设，达头设兵力最强。
　　《新唐书?思摩传》有这样的记载：“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见，上（大唐皇帝）引升御榻，慰劳之，思摩貌类胡，不类突厥，胡（指突厥）处罗可汗疑其非阿史那种，历处罗，颉利可汗世，常为夹毕（鲜卑）特勤（台吉），终不得典兵为设。”
　　因为突厥王子思摩长相高鼻深目，有似印欧人种，两代突厥可汗对其血统都存有疑心，故他虽英勇善战，终究没能获得“设”（矢）这样一种称号，在突厥汗国中没有掌过军事实权，思摩怨恨在心，后来投靠了唐太宗，为唐王朝开疆拓土。这也是“设”是一种带兵资格的佐证，证明其本义确是“矢”。
　　游牧民族自古就有“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他们就是大小不同的“箭”，并且每一个部落使用的箭上都有自己的标识。箭的大小代表社会地位的高低，各种等级和身份都是世袭的。这“侯”显然指称部族中最大的箭，他就是一方国之君长。
　　突厥语“族”读作“玉兹”（?diz）”，与汉字“族”的读音近似，所有这些都向我们传递着久远但真实的历史信息：华夏文明萌发之前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缘氏族社会已经高度发达，而长江流域农耕定居民族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蒙古族有圣母“折箭训子”故事，反映出阿尔泰游牧民族都有这样的行为习俗和自觉意思：箭要与箭必须结为一体，氏族与氏族必须组成军事联盟，如此才能在残酷的部族战争中存活下来。反观当时南方汉民族先民社会状态，却是血缘观念淡薄，虽有“王”但“不能远相统摄”（《魏书》）。所有这些便是华夏文明萌发之时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