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钦差这一趟出来办案，目的并不在整饬吏治，而是想趁机敲诈地方官。这种摆不上台面的事情，又不好意思在正式权力系统里完成，所以钦差有意放松关防，准备物色一个合适的“权力经纪”来操办。
　　落魄道台咸鱼翻身
　　这个“权力经纪”很快就找到了——
　　且说钦差随带的司员中，有一个旗人，名唤拉达，官居刑部员外郎（相当于司法部的副司长），是正钦差的门生。师生之间，平时极其水乳。杭州候补道里头有一个管城门保甲的，姓过名富，同拉达是同榜举人，也中在正钦差门下。
　　这位过富过道台，自从到省以来，足足一十七载。从前几任巡抚看他上代的面子，也委过他几趟差使。无奈他太无能耐，不是办的不好，就是闹了乱子回来。所以近来七八年，历任巡抚都引以为戒，不敢委他事情，只叫他看看城门，每月支领一百块洋钱的薪水(约七十两银子，这个工资相当高了)。每逢牌期、朔、望，虽然跟了许多司、道上院，不过照例挂号，永无传见之期，真正黑得比煤炭还黑。

　　不料天无绝人之路，偏偏本省出了乱子，接二连三被都老爷参上几本。事情闹大了，以致放钦差查办，刚巧是他中举的老师。头一天去禀见，巡捕传出话来，说是钦差不见客。起初他还不晓得老同年拉达同来，过了几天，拉达先拿着“年愚弟”帖子前来拜望，叙起来知道是同榜、同门，因此非常亲热。拉达受了钦差的吩咐，有心要叫过道台做拉马，他二人竟其没有一天不碰头两三次。
　　关防既松，钦差的随员偶尔出来走走亲戚、叙叙年谊，这意味着一个建立在关系网络之上、联接钦差衙门内外的隐权力系统悄然生成了。杭州候补道台过富因为与正钦差有师生关系、与钦差亲信有同年关系，自然进入了这个隐权力系统。
　　我们已经知道，隐权力的分配不是参照官职大小而是参照人情远近，不是依靠公共授权而是依靠私人请托，不是服从制度安排而是服从庇主意志。根据这一隐权力法则，我们可以评估出过道台进入隐权力系统前后的权力值。清代的道台，正四品，略高于现在的正厅级领导，官不算小了。过道台又是正途出身，祖先在官场上也给他留了一点人脉，按理说，他的官应该当得比较顺当才对，“无奈他太无能耐”，烂泥扶（糊）不上壁，挂职十七年，还是个候补，最后被安排了一个看管城门的破差事。可以说，过道台的正式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原来的隐权力资源也是根底浅薄的——“上代的面子”，人家可买账也可不买账。正式权力与隐权力加起来，勉强值“每月一百块洋钱”。

　　但是，在钦差大臣进驻杭州办案之后，全新的隐权力系统生成，过道台的隐权力资源显然今非昔比了——前来办案的正钦差是他中举的座师，正钦差的心腹亲信又是他的同年兼同门，年谊加上门谊，人情叙起来非比一般，加之钦差又有意叫他俩亲近，于是“没有一天不碰头两三次”，亲热得不得了。虽然他正式的差使还是“看看城门”，但按照“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的等式，过道台的实际权力值绝不可与“每月支领一百块洋钱”的时候同日而语了。而且我们也可以断言：隐权力的改变，迟早将促成其正式权力的再分配。

日期：2009-10-14　18:48:00

　　另一套权力系统（下）
　　凡钦差行辕一举一动，本省大宪是没有不知道的。自从过道台、拉达二人要好，一班耳报神早已飞奔的报到抚台（即刘中丞）跟前了。
　　这几天抚台正为这事茫无头绪，得了这个信，便传两司来商议。还是臬台老练有主意，说道：“既然过道是钦差的门生，少不得将来要照应他的。大人不如先送个人情给他，一来过道感激大人的栽培，各色事情没有不竭力报效的；二来叫钦差瞧着大人诸事都有他脸上，他也不好不念大人这点情分；三则过道既同钦差随员相好，也可以借他通通气。好在目下支应局、营务处、防军统领出了几个差使都没有委人，大人何不先委他一两桩？这个人情是乐得做的。”抚院听了甚以为然，立刻应允。等到两司回去，未到天黑，札子已经写好，送到过道台的公馆里去了。

　　过道台是多年不见红点子的人，忽然院上送来两个札子（相当于政府红头文件），还不知道什么事情，甚是惊讶不定。等到拆开一看，才晓得是委了两个差使：一个支应局，一个营务处。这一喜非同小可！
　　这日刘中丞托称感冒，吩咐巡捕官止了辕门，凡官员来见的一概道乏（不见客），单传了过道台进去，又叫把他请进内签押房，以示要好之意。等到过道台进来，刘中丞已站在那里等候许久了。二人相见，打躬归坐。中丞穿的是便装，也没有戴大帽子。见面先让过道台脱了帽子，又问：“便衣带来没有？”过道台回称“没带”。
　　中丞便同自己的跟班说道：“我的衣服过大人穿着还合身，快去把我新做的那件实地纱大褂拿来给过大人穿。”跟班答应着，去不多时，取了出来给过道台穿上。尚未坐定，中丞又说：“今儿天早得很，只怕没有吃点心。”又叫跟班上去拿点心，“我同过大人一块儿吃”。少刻点心摆上，二人对吃。刘中丞见过道台头上汗珠有黄豆大小，滚了下来，又赶着叫他宽大褂，又叫他把小褂一齐脱掉，吩咐管家绞手巾，替过大人擦背。

　　果然，当刘中丞得悉过道台与钦差大臣原来有亲密关系之后，立马依了臬台的提议，给过道台委了两个差使，一个支应局，一个营务处。支应局是晚清地方大员为就地筹款而设立的非正式财务部门，营务处则是晚清政府成立的军事衙门，相当于地方财政厅与武装部，都是肥差。怪不得过道台“这一喜非同小可”。为了表示与过道台特殊的亲近，刘中丞还闭门谢客，单独约见过道台，又是馈赠衣物，又是送点心，又是叫管家擦背，亲热得实在有点肉麻。

　　在地方正式的权力结构中，刘中丞是过道台的顶头上司，完全犯不着如此屈尊向属僚示好。但是在隐权力系统中，过道台具有他刘中丞不具备的从钦差那里传递来的隐权力，如今正是钦差办案的非常时期，刘中丞需要假借过道台的隐权力来摆平事情呢，所以与过道台套近乎也是意料中事。以前过道台备受冷落，似乎是因为他办事能力差，老将事情搞砸，现在看来，真正的原因是过道台以前的隐权力不足以抵消个人能力上的缺陷。只要隐权力足够大，个人能力再小，肥缺美差是一定会有的。

　　有罪无罪取决于隐权力
　　刘中丞给过道台灌了一通迷汤之后，才绕回正题——委托过道台打探打探钦差大人将如何向皇帝汇报查案的结果。过道台是个老实人，对中丞的“知遇”与“厚爱”受宠若惊，自然应承下来，花了二万两银子（当然是公款），从他的老同年拉达那里拿到了钦差奏折的底稿，这份折子列有二十多款，牵连到二百多人，自从抚院起，一直到佐杂以及幕友、绅士、书吏、家丁人等。
　　钦差利用查案的正式权力扩大打击面，目的自然是想抬高筹码、卖个好价钱——按钦差开出的盘子，赎买这个折子（即不按原折子上报皇帝），要二百万两银子。二百万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我们按当时白银对大米的购买力来折算一下：清末的米价是每石（一石约等于150市斤）约三四两银子，即一两银子可以购买到40多斤大米，按现在每斤大米2块钱的行情折算，清末时一两银子约合人民币80~100元，二百万两银子差不多有2亿元！我的天，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果然刘中丞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