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87年（即秦惠公十三年），位于四川成都平原的蜀国占领南郑。南郑位于秦蜀两国的中间地带，也就是今天的汉中西部，两国与汉中分别间隔着茫茫的巴山和险峻的秦岭，其间的道路险峻绵长自不待说。但南郑对秦蜀两国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即是防御对方的战略缓冲，又是进攻对方的中转枢纽。秦国不能眼睁睁看着蜀国占据南郑后再以此为前沿窥视关中腹地，所以不久，秦国又讨伐蜀国，夺回南郑。

　　公元前387年，秦惠公薨，奇怪的是秦国历史上竟然有两个惠公，也许是后人在整理时的误写，为方便见，此一惠公谥号不为详解。
　　惠公死后，太子即位，是为出子或出公，即位时年方四岁。幼主临朝，对于一直要擅权横行的庶长来说，乃是难得的佳机，但他们却遇到了一个更加喜欢权力的女人——出子之母，称为“小主夫人”。于是，秦庭又酝酿着一起惨绝的内斗。
　　秦国经过几十年的庶长乱政，精疲力竭，国势衰落，而就在秦国一蹶不振的时候，中原列国漫长的夺权斗争基本结束，各国的政治逐渐转入正轨，而率先崛起的是与秦国毗连的魏国。
　　日期：2014-02-24 21:19:00
　　正文：续二十回
　　在韩、赵、魏三家灭智之后的第七个年头即公元前446年，魏桓子魏驹死，其子魏斯即位，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魏文侯。当时的魏国在名义上与韩、赵一样——都不是周天子册封的正式诸侯国，而是晋国内部的卿，所以魏斯称“子”二十一年，称“侯”二十八年，合计在位五十年。一个能力超群而又长寿的国君是魏国的幸运更是邻国的灾难。
　　精明的魏斯明白：要想在列国中扬名立万，必须要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后盾。所以年轻的国君上台后，并没有急于对外扩张，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本国的综合国力上，为此在魏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第一、重视农业，提倡“尽地力之教”。魏国在立国之初，其国土主要包括河东地区（山西省西南部）及河内（黄河以北、太行以南）的部分地区，外加黄河西岸的据点——少梁（位于今陕西省韩城市）。首都安邑所处的河东地区是魏国本部，也是当年晋国的中心地带。这里经济、文化发达、人口稠密，人多地少的矛盾便凸显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魏斯将“尽地力之教”作为本国的基本国策。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科学、合理的利用本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务必使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估计在当时主要就是提倡农民精耕细作，提高耕地的单位粮食产量。

　　第二，推行“平籴法”。所谓“平籴法”，就是国家调控市场上粮食的价格：丰年粮价低，国家便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以保证农民稼穑农耕的积极性，也充实了国库中的粮食储备；荒年粮价高，国家便将国库里的粮食以较低的价格出售，避免引起饥荒。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记载。通过“平籴法”，粮食价格基本维持在稳定的水平线上，平衡了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利益，保证了国泰民安。

　　第三，发展工商业。魏国境内有一块聚宝盆——位于山西运城的盐池。因此魏国大力发展盐业的加工和贸易，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可谓国库充盈。
　　第四，任用李悝，以法治国。周代是典型的贵族等级社会，因此周代的立国之本、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不是法律，而是周礼。周礼实际上就是各级贵族的行为规范，通过对他们行为方面的严格界定，以保证贵贱有序的社会秩序。但经过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权力不断下移，表面上的等级名分与实际的政治、经济权力的分配日益错位，因此再用周礼治国已经不合时宜，而以法治国乃是大势所趋。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大夫子产铸“刑鼎”，而后晋国在执政范宣子（范匄）的授意下，赵简子（赵鞅）和中行文子（荀寅）又于公元前513年铸刑鼎。所谓铸“刑鼎”，就是将刑书（法律条文）铸在鼎上，然后公之于众。郑晋两国所为应该是开后世以法治国的先河，虽然遭到了当时社会名流的批评和指责，如晋国的贤大夫叔向和鲁国的孔夫子，但周代的礼乐制度毕竟与时代大潮脱节，而构建以君权为核心的法制社会乃是形势所趋。

　　李悝应该是战国时代第一个“法家”学派的代表。所谓法家，顾名思义，主要是以制定、颁布律法，奉行以法治国为其主要特征。但法家学派事实上很难说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那些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商鞅等人，他们的思想都很庞大驳杂，无论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只要能迎合时代潮流，利于富国强兵，他们便以“拿来主义”的原则吸收而力行之。他们都是实干家，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揭开了战国时代变法运动的序幕。李悝在魏国制定了一整套成文法——包括《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等六篇。从此，魏国基本上实现了用“法治”取代“礼制”，适应了时代的潮流，使魏国率先崛起为那个时代的新型战国。
　　第五、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扶植“西河学派”。魏国在公元前408年强占秦国的河西之地后，便在该地设立西河郡，名将吴起为郡守。考虑到河西地区原住民——秦人风俗野蛮落后，魏文侯延请诸多名儒学者到河西讲学，以此开化该地野蛮落后的民风。由于魏文侯的大力提倡和扶植，河西地区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诞生了“西河学派”。
　　西河学派是一批儒界中的学术达人，代表人物是孔子的门生子夏以及子夏的学生公羊高、谷梁赤、段干木和子贡的学生田子方。子夏名卜商，其时已达百岁高龄，而且双目失明，无法讲学授徒，但魏文侯仍然给与他极高的尊崇，亲自拜子夏为师，以表“尊师重教”。而在河西真正讲学的是公羊高、谷梁赤、段干木和田子方。
　　这些人在河西讲学传授的自然是儒学，但孔子“克己复礼”的老一套在当时已经和时代脱节，因此西河学派讲授的是变了味的儒学，也就是将孔子的儒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其中，公羊高和谷梁赤主要讲授历史——《春秋》，后来二人的口授分别成为《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的蓝本。但两人并未得子夏的真传，最能体现子夏思想的是他的得意弟子段干木，其讲学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能够审时度势、精于权术的高级官吏。而田子方传授的主要是子贡的纵横术和经商术，其中纵横术培养了学生们外交方面的才能。

　　正是因为西河学派将培养服务于政府的合格官吏为其教学核心目标，所以很多士人在西河学派学习后被延揽到魏国政府任职。仕途方面的刺激吸引了大批列国士子们到西河求学，使得西河俨然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也为魏国吸纳了大批人才，同时很多魏国公室贵族也纷纷到西河就学，如后来的公叔座、公子卬。
　　但西河学派教授的不是富国强兵之道，而主要是如何在官场倾轧中获胜的权术本领，所以后来又造成了魏国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尤其是那些在西河学派学有所成的公室贵族们，他们依靠自己的特殊身份，联合西河学派出身的官僚以为党羽，以权术为本领，打压、排挤异己，导致了人才在魏国的大量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