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5-03 16:25:32
　　11.穷途末路
　　殖产兴业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而地租改正提供的资金十分有限，大隈重信要想大干快上必须借助金融杠杠。伊藤博文曾于明治三年（1870）赴美考察金融制度，包括金属币铸造、纸币发行和公债募集，他建议大隈使用金融手段筹集启动资金，而兴办银行为重中之重。当时大隈正在整顿货币，既要回收劣币，又要发行纸币，还要为各项目提供资金，大藏省没有资源完成如此多的业务，它需要民间机构的协助。

　　在江户时代，日本实行幕藩体制，诸藩拥有货币主权，货币因之五花八门，不但样式不同，连材质都迥异。东日本使用金币，以“两”、“分”、“朱”为单位，西日本使用银币，以“匁”为单位，日常交易则使用铜币，以“文”为单位。不同货币的兑换由两替商来主持，三井、鸿池、小野都经营货币兑换业务。这些两替商通过为将军、藩主经纪税款获得货币托管权，金额甚巨，这自然会催生出贷款业务。两替商依靠贷款业务构建起各自的商业关系网，成为了民间商业的主持人。不过，到戊辰战争时，三井等两替商已濒于破产，它们像赌徒一样加入了倒幕阵营。大隈重信需要三井这样的准金融机构，他的太政官札要想快速流通必须借助现有商业网络。就这样，两替商借政府业务翻了身，并逐渐发展为财阀。

　　明治六年，三井组和小野组（江藤新平抢劫的银行即属小野组）这对老冤家在政府的撮合下合资成立了第一国立银行。这是一家纯私人银行，经营纸币与金银币的兑换，因有大藏省背景故以“国立”自居。此时，日本已建立起金银复本位纸币系统，金融局面开始走向稳定。自明治七年起，政府的开销逐渐加大，征兵令已付诸实施，殖产兴业也已快速铺开，各项事业都需要启动资金。大隈重信无法完全指望地税收入，现实逼着他放松甚至放弃金本位，办法就是赋予银行不兑换纸钞发行权（就是没有金银做支撑的纸币，今天全球的纸币都是不兑换纸币）。继第一国立银行之后，民间又陆续成立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四家国立银行，而到了明治九年，银行的数目更是蹿升至一百五十多家，并且全部拥有不兑换纸钞发行权！

　　银行业的井喷式繁荣与涩泽荣一有关。前文我们提到过涩泽，他是幕府的旧臣，曾参加巴黎世博会并考察欧洲多国。涩泽到明治四年时已任大藏少辅，是大隈重信的左膀右臂，他的政治立场与大隈一致，主张急速改革并反对即时征韩。当时，征韩派大将江藤新平主管司法，他借两起贪腐丑闻逼走了山县有朋和井上馨，并对涩泽荣一展开调查，此三人全为征韩派的对头。官场就是个大染缸，涩泽受够了猜忌和倾轧，于明治六年辞官下野。

　　第一国立银行是日本第一家银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只能交给一位能人打理，藏相大隈觉得没有比涩泽荣一更合适的人选了，于是涩泽成了第一国立银行的总裁。在涩泽的带领下，第一国立银行很快走上了正规，盈利状况远超预期，其成功的秘诀在于股份制和不兑换纸钞发行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着别人发财分外眼红。明治九年，政府颁行《金禄公债发行条例》（秩禄处分/“买断工龄”），华族（公卿和原藩主）突然获得了大笔公债，他们以此为资本办起了银行，岩仓具视为大股东。

　　银行是现代金融的基点，是资本主义的温度计，银行繁荣几乎等于经济繁荣。银行系统因不兑换纸钞发行权释放出了巨额热钱，这些热钱追逐着那些看似光鲜的政府项目。殖产兴业项目大都无法盈利，它们依靠政府投资而存活，一旦政府财力枯竭，这些国营项目连同借给它们钱的银行都将面临生存危机。
　　银行系统还带来了另一个麻烦，那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实，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就是一部通胀史。不过，在金本位下，通胀比率极微，对现实生活影响不大。而大隈重信在明治九年后几乎完全放弃了金本位，烧钱的西南战争更是不容他信守货币纪律。海量的钞票导致了严重的通胀，底层被洗劫一空，民生愈发艰难。政府也并不能靠印票子来发财，它所投资的项目大都不赚钱，不但成不了新商业税源，反而成了无底洞式的财政包袱。实施地租改正后，农民缴纳固定金额的货币税，通胀等于稀释了地税，政府也就变得更穷。大隈重信用开征新税的办法来弥补政府损失，而这加剧了官民之间的紧张。到明治十四年，政府财政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因此才有了“米纳论”、“外债论”和“财政紧缩论”。

　　大隈重信与民间的关系不可能友好，他这种扩张型财政政策只能带来短期繁荣，所惠及的群体也只能是一小撮富商权贵。积极财政总会伴随贪污和浪费，这几乎无法避免，社会风气也就因之显得败坏而奢靡。举例来说，为打造“国际大都市”形象，大阪政府推出了“亮化大阪”的计划，它采购了近1500座洋式灯台，还成立了专门的维护公司。此项目并不能给政府带来税收，相反，它每天都在消耗国民财富。如果老百姓富得流油，你这样搞也没什么，可现实是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难怪西乡隆盛批评政府“浪费无度”，而板垣退助攻讦当局“有司专制”。

　　大隈重信自担任藏相以来，先后推行了四大改革：首先，他完成了币制改革，重建了金融秩序；其次，他推行了地租改正，获得了稳定税源；然后，他推行了秩禄处分，甩掉了财政包袱；最后，他实施了殖产兴业，奠定了工业基础。从长远来看，上述政策都没有什么错误，只不过执行得太过急切，超过了社会承受力之上限。四大改革刀刀见血，地租改正整惨了农民，秩禄处分整惨了士族，银行改革整惨了所有人。是的，所有人，包括华族！岩仓具视等华族银行家所拥有的资本为公债，这些公债保值升值的前提是国有企业运营成功，但现实是它们几乎都在亏钱，连制铁所和缫丝厂都如此！

　　在寡头内部，大隈重信很不受欢迎，他是佐贺人，与萨摩藩阀在西乡时代就结下了梁子，大久保利通遇刺后长州藩阀掌权，大隈只能成为一个边缘合作者。大隈渴望做政坛领袖，他经常在东京筑地的府邸大宴宾朋，伊藤博文和井上馨都曾为他家常客。大隈的社交尝试失败了，同僚们不但没有向他聚拢反尔离他更远，人们讥讽他家为“筑地梁山泊”。在日语中，梁山泊不是聚义之地，而是贼窝！

　　如果读者观察大隈重信的照片，你一定会发现他的嘴总是撅着的，似乎有无尽的不满和委屈。大隈是政坛上的一匹孤狼，他有数不清的对手，却缺乏最起码的战友。寡头们之所以供奉他为藏相，一是为了保持一个联合政府的门面，二是相信他的经济政策。而如今，现实已经否定了后者，大日本帝国不宜跑得过快。
　　《史记》有云，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谁能想到，昔日的民族英雄竟成了今日的全民公敌。到1881年，大隈重信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等待他的将是明治十四年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