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6-20 08:51:41
　　此时的张浚，身在宿州四百里之外的盱眙，当他听说前线溃败，金军前锋直抵滁州之后，慌忙退往扬州。宋军在江北无险可守，眼看着金军就要南下，他竟然准备私自派人前往金营求和，同僚们实在看不下去了，极力阻止他，张浚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向孝宗请求致仕，并建议孝宗赶快派使者去议和。孝宗看了他的折子之后大发雷霆，刚打个败仗就求和，你想啥呢？孝宗下旨，将张浚降职，李显忠、邵宏渊撤职查办。

　　符离之败，李显忠、邵宏渊这两个前线将领当然难辞其咎，但李显忠的表现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后来孝宗知道细情以后也就不再怪他，而邵宏渊确实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绍兴和议之后，赵构刻意营造出一个慵懒的大环境，像邵宏渊这种货色比比皆是，说句寒碜点的话，老邵在他们当中都已经算是人才了，起码还能比划两下。
　　而在高层，孝宗作为君主，对形势有所误判，也要负一定责任，但他最大的责任其实就是选择了张浚。张浚做为一个老臣，面对着年轻的新君，不但不能帮助君主统观全局，反而一味鼓动孝宗原本就很强烈的好胜之心。从大局上看，南宋当时的军力根本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如果金军主动进攻，宋军应该可以抵挡，但如果想以这支宋军来恢复北宋旧地，在后人看来明显不现实。而张浚的失误，绝不可能用“当局者迷”来搪塞，因为史浩已经把是非利害给他分析得非常明白，而他充耳不闻，过于固执了。

　　日期：2014-06-21 08:19:51
　　张浚一生坚持抗金的主张，和那些鼓吹妥协的小人相比，确实显得很有豪气，但是，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好大喜功。后世的很多史家极力渲染他的爱国热情，而对于他的负面影响总是轻描淡写，一句“胜败乃兵家常事”就把我们打发了。其实，他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一个民族，想要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生存下去，说太多豪言壮语没有任何用处，真正的爱国者不会为了虚幻的面子就把整个国家推上赌桌。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韬光养晦之后的一击必杀，才是大政治家不变的信条。
　　张浚的历史评价总体来说是过高的，因为“主战”真的是一块太好的金字招牌，他的立场天然正确，一切胆敢反对之人，都有被冠以懦夫头衔的危险。史浩的苦心，几乎就这样被湮没在历史的尘沙之中，这也与史浩之子史弥远后来成为祸国的奸相有关，古人是喜欢在各个领域搞连坐的。相比之下，张浚的儿子张栻成了理学家，而理学是南宋中后期的主流学派，所以张家算是站准了队，不仅如此，张栻还把老爹的生平进行了艺术加工，然后交给好友朱熹，请他给老爹写个行状（古代名人归西后的必备品），朱熹欣然接受，直到后来读了《高宗实录》，他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以后再也不敢轻易写这类东西了。但这个行状后来成了《宋史?张浚传》的蓝本，张浚的高大全形象就此定格。编《宋史》的脱脱，这件事办得确实不地道，早在唐朝，李翱就说过，行状这东西“事失其本，文害于理，不足取信”，但脱脱不管我们信不信，反正他楞就信了。

　　日期：2014-06-23 08:49:25
　　当然，也不是所有史家都这么看，清朝的《四库全书》就说张浚“急于立功以固位，实非可倚以恢复之人”，杨德泉先生也说他“托言恢复，大言误国，三战三败，流毒苍生”。不过，这样说，也有点过头了，张浚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在乱世中得到他本不该得到的机会，运筹帷幄，却终究无法决胜千里。悲哉。
　　二十三 叔侄之盟
　　在宋军遭到符离之败的三个月后，即隆兴元年（1163）八月，金军左副元帅纥石再次要求南宋归还海州等四州，并作出要继续南下的姿态。
　　眼看着金军又要舞舞喧喧，孝宗只好把张浚又推到前线，让他主管江淮军务。九月，孝宗派出了一个使者去金国议和，这个家伙叫卢仲贤。老卢临走时，孝宗告诉他，不可答应割让四州，而刚刚复任右相的汤思退却偷偷告诉他可以答应。带着矛盾的心情，老卢上路了，到了金国以后，金国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软蛋，立即对他展开崩溃疗法，果然，老卢十分崩溃，表示四州一定归还大金。十一月，老卢蹒跚着回到了临安，向孝宗汇报了自己的谈判成果，孝宗一听，神马，你把朕卖了？立即把丫下到大理寺大牢里，削夺全部官职，不久之后，发配郴州（今湖南郴州）。

　　但是，这也解决不了问题，是战是和，孝宗仍然拿不定主意。十二月，陈康伯退休了，孝宗就把张浚又召进宰相班子，但目的已经不是指望他再打仗，主要是让金人看看，朕还是可能跟你继续打下去的。在经过三个多月的内部争论后，孝宗终于同意割让四州，于隆兴二年（1164）四月再次罢免了张浚的相位，把他外放到福州，八月，身系无限争议的张浚，病逝于贬官的途中。临终前，写下绝笔交给儿子：“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每次想到这里，心里都很酸楚。理想，有时真的是难以承受之重。孝宗闻讯后，辍朝哀悼，追封太保，后来又加赠太师，谥“忠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