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
第41节

作者: 京华烟云A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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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4-09-15 17:26:23
  《十七、阁老督师》(上)
  熊廷弼因放弃关外被撤职逮捕后,接替他的正是前面提到的兵部侍郎王在晋,后者官升一级,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即国防部长、中纪委副书记的头衔(都是兼任,并非实际职务),“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当上了这几个防区的总司令。
  如同当时许多官员一样,王在晋也是位业余历史学家。此人后来写了一部《三朝辽事实录》,叙述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辽东战事,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辛,是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重要资料,在乾隆时在所难免地成为禁书。
  王的上司、兵部尚书张鹤鸣对他寄予厚望,夸赞“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肩重如迎刃理丝”。张尚书是东林党要员,在任期间与前辽东经略熊廷弼冲突不断,“事多龃龉”,而对同为东林党的前巡抚王化贞则十分偏向,史载“鹤鸣主之,所奏请无不从,令无受廷弼节度”。后人认为,辽东经、抚不和,主管兵部的张鹤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与东林同僚们无所不用其极的党同伐异,才导致“疆事大坏”。

  毛文龙与东林党的关系颇为复杂,有人说他很可能暗中加入了东林党,也有人对此颇不以为然,因为毛文龙与阉党的关系也不算太差,在遭受言官弹劾时还曾受到过魏忠贤的袒护。后来,袁崇焕在处死毛文龙时,宣称后者“拜魏忠贤为父”以及“交结近侍”,做为自己杀人的合法理由之一。更可能的是,毛文龙对两党都不得罪,而两党在边事上要倚重他的力量甚多,因而也不为己甚,有时还不得不刻意维护。

  此时的毛文龙,已被普通民众目为大明帝国之中流砥柱,也被用笔虽精妙无比但人品其实下三滥的大书法家董其昌赞为“奇侠绝伦”,董甚至宣称,如果有三个毛文龙这样的人才,帝国便可活捉努尔哈赤,光复辽东失地,将李永芳、佟养性等叛徒统统宰了祭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
  据说这位皮岛总兵当年微末之时,有人曾给他相过面,结论是贵不可言,将来一定能在边疆建立霍去病、班超一样的功勋:“他日当立功万里外,霍嫖姚、班定远之流也。”现在果然梦想成真。史载毛文龙面貌威武,“铁面银牙,髯虬而熊虎威”,颇符合当时对男人的审美标准。
  从流传下来的画像来看,毛文龙后来的死对头袁崇焕的模样则没有那么刚猛,而是显得颇为文雅,与大明的其他文官们并无明显区别。不过,史书记载这位广东人外柔内刚,“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并且,他有个颇得现代年轻人好感的爱好,那就是喜欢旅游,曾自夸两脚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丘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车,强半在外,足迹几遍宇内。”现在,他来到了遥远的充满了野性的白山黑水之间,也算得偿所愿。

  和毛文龙、袁崇焕同年上任的,还有袁可立。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身为左通政(主管朝廷公文、传达政令的通政使司的长官,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正四品)的他受命“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即担任登莱巡抚,成为莱州湾的最高地方长官。袁可立曾是天启的家庭教师,颇受小皇帝尊敬,因此即使在后来阉党把持朝政之时,与东林党过从甚密的他仍能利用自己的私人影响,在国防建设方面发挥一定作用。

  登莱离皮岛很近,前者可以说是后者的大后方,因此朝廷命令东江总兵归登莱巡抚节制,“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从史料记载来看,袁可立对毛文龙颇为器重,几乎有求必应,因而后来一直有人指责道,毛文龙越来越无法无天,与袁可立的姑息纵容不无关系。
  但也有人认为,袁可立其实是从大局出发而刻意忍让,正是他第一个认识到毛文龙的不可替代性,因而才委曲求全,甚至不惜饱受言官攻击,而袁也是唯一能制约毛的人,日后袁可立去职,飞扬跋扈的毛文龙再无人能管,遂成各方公害。
  出任兵备佥事后,袁崇焕向新经略王在晋报到,当时山海关与后金之间的大片地域被蒙古哈剌慎部趁机进占,袁只能在关内办公。不久以后,蒙古人与明廷达成赎买协议,让出一部分土地,袁崇焕奉命移驻中前所(在今辽宁绥中县城西44公里外的京沈铁路北侧),负责管理前屯卫(治所在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公社)——“卫”、“所”都源自明初军事组织制度,一府设所,数府设卫。
  接到命令后,袁崇焕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出发,他连夜赶路,穿行在荆棘遍布、虎豹横行的荒野,终于在凌晨赶到了目的地,令一向散漫惯了的官兵们大为惊叹,史载“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王在晋对他的态度相当满意,上奏要求将袁崇焕“题补监军道兵备副使”,即一旦兵备副使出缺将优先提升。到达前屯卫后,袁崇焕开始在当地及更前方的宁远修筑防御工事,构建拱卫山海关的外围阵地。

  天启三年(1623年)农历九月,明廷再次接到毛文龙上报的大捷文书,皮岛总兵声称,自己率军深入敌后势如破竹,连战连胜收获甚多,“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妇五名”。尽管毛总兵说得有凭有据,咬定“俱有札付符验,一并验确”,但辽东当局仍将信将疑,遂派一名官员前往查证,此人正是关外兵备道佥事袁崇焕。
  于是,人生若只如初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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