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们怎么去的B县?
　　答：我租了一辆夏利的二手车。
　　问：被害人中途没有感觉不对劲？
　　答：没有。我们一直在聊天，我给她讲我的病，我给她讲那只猫，她很感兴趣。
　　对于之后对死者的施暴和杀害行为，刘洋做了详尽的解释，但内容过于残忍和污秽，夹杂着许多侮辱性的肮脏语言，不能公之于众，只好由我代为叙述。

　　他将被害人刘萌带至偏僻的公园后就露出了真正的目的，小女孩吓得呆住了，不知所措，任凭刘洋对他实施侵害。对于一个刚刚十三岁的女童来说，这简直是噩梦，就算她最后没有被杀，她这一辈子也终将活在噩梦里。刘洋说，他在对被害人实施**行为时，被害人只是瞪眼瞪眼地看他，也不说话，也不挣扎，就那么看着，结果把他给看的害怕了，赶紧把裙子翻上去盖住她的脸，然后继续实施暴行。当他恶魔般的肉欲发泄完毕，他开始恢复了“理智”，他说他当时想的就是不能留活口，然后就狠狠地掐住了被害人的脖子，而被害人在被盖住脸的情况下就这么被人掐着，大约半分钟后，被害人浑身瘫软，刘洋估摸着她已经死了，然后赶紧去夏利车里拿出一桶汽车的备用汽油洒在了被害人身子上，最后用火柴点燃了尸体（之前刑事技术人员推测的火机点燃是错误的推断）。

　　我记得我当时问他：你怎么肯定刘萌已经被你掐死了？刘洋有点懵，但是还是说他足足掐了半分钟的脖子，而且刘萌明显不在动了。他之后又不安的问刘萌到底是不是被自己掐死的。
　　“不会是被活活烧死的吧？烧死的要判多久？”他当时这么问道。
　　我没有回答他。尽管我们已经确定死者是被他扼杀身亡的，但面对他隐隐的不安，我们不想让他知道真相后露出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
　　在向死者的父母告知案件真相后，刘军伤心的说，一直让孩子提防陌生人，现在连认识的人都不能信了。而孩子的母亲江铃则一直在哭，在埋怨丈夫认识这种人，埋怨丈夫同意孩子一个人回家。她说女儿就是因为太善良才被人骗了。我们刑警们感到很不是滋味。
　　就在我写这个案子的时候，公『安』部正在部署打击拐卖儿童案件的专项行动。每当孩子被杀害，或者被拐卖走，常常是他们的父母在疯狂的反思自己的行为，他们总是哭着说“以后再也不让孩子一个人回家了”或是“以后再也不离开孩子半步了”。

　　然而真正的恶鬼却不思悔改。
　　我仍然记得在我们离开刘军家里的时候，江铃对刘军说：“不知道孩子会不会想妈妈。”
　　日期：2015-08-09 20:25:00
　　案件03号
　　(公)刑侦局1998xxx03号备案　备案人：尤阳

　　1.
　　1998年4月2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原判，判处朱彦（化名）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朱彦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写过几本小说，没有火起来，但让他有些一些积蓄，另外他的父亲是个商人，所以他得以住在N市里较为繁华地带的二层别墅区，也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
　　1996年11月17日，他的妻子龚艳（化名）被发现死在家中的楼梯底部，1996年11月23日，警方认定朱彦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并将其抓捕归案。没多久移送检察院，1997年1月5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辩护律师指出，本案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凶手即为朱彦。但法院并未采纳，加上死者家属的抗议，案件很快做出判决，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朱彦对此判决表示不服，提出上诉。然而最后的结果就如文章开头所写的那样——1998年4月2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原判，判处朱彦（化名）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在监狱里，朱彦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逃脱。他只有不断地写信给检察院，希望检察官能注意到自己冤情，希望能为自己伸冤，然而这些信件全部都石沉大海，无人问津。朱彦不断地写，不断地邮寄，不断地毫无消息。
　　“我当时已经麻木了，只知道写信。”当他第一次和我讲这些事的时候如是说。
　　他说他不敢写信给公『安』，因为他的供词就是公『安』给他逼出来的。尽管他没有说出“刑讯逼供”这个词，但他身上的伤痕的累累伤痕真的是让我脸颊发热。我说我就是公『安』，有个热心的检察官把你的东西全部转给我了，我来调查你的案子。他不信，他很焦急地问为什么那个检察官不愿意管他。我说他没这个能力，他们不擅长侦办凶杀案件。他没有说话。我却完全的感受到他的不信任。

　　我没有给他说，其实我在找他之前已经深入地调查他妻子的那起凶杀案，委实说，是我在调查了很久以后才敢说这是一起“凶杀案”的。

　　日期：2015-08-10 09:19:00
　　有一位内蒙古某市的检察院公诉部门的检察官（处于安全考虑，该检察官名字不能透露）曾和我一起侦办过一起系列杀人案件，我们从那时起开始熟识。我听说他后来调任了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2001年初，他打电话给我，说要寄一份东西到公『安』部来。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是一大摞信件。很明显，这些信件出自一人之手，字迹硬朗，笔锋刚劲，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人。还有一封信件是那位检察官写的，信中表明了他这么做的原因。以下是当时的那封信：

　　尊敬的尤法医：
　　我这么做或许有些突兀，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事情比较严重，我暂且不过多的跟你寒暄，我想要告诉你的是，那你从包裹中取出的这么多信，都是我们内蒙古N市一位作家写的，他1998年被指控杀害妻子并且判了死缓，现在仍然在押服刑，但是他不断写信给省检察院，说他没有犯罪，他是冤枉的。
　　我是于2000年调任至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公诉部门的。刚上任不久，在阅读其他寄给检察院的信的时候发现了他的信，我当时认真的看了，感觉确实案情重大。我认为，如果他真的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应该不会费这么大的心思连续两年，每年七八封的写信给这里。另外，加上他所叙述的大致案件情况，我觉得确实存在很多的疑点值得推敲。然而问题是我不可能自己找出这个案子的真相，我需要更多的人协助。

　　可现实是，尽管检察院很有经验的同事们都很同情这个作家，认为也许他真的是被冤枉的，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想要重新调查这个案件必须经过一大堆法律流程，相当繁琐。而且这个案件一旦曝光，很可能会涉及到许多公检法办案人员的切身利益，也就是那种所谓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也许这就是在体制内的弊端吧。
　　当我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常说，将来如果从事检察官或者法官的工作，请一定记住，冤枉一个好人比放走一个坏人的后果可怕，性质更恶劣。这句话一直是我这15年检察官生涯的信仰。因此，我没有听从同事们“等时机成熟了再管”的劝阻，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一定可以查出真相，就算不得不牵扯出一大堆公检法人员见不得光的事情，那个地方也一定会追查到底，因此，我决定打电话给你，并把所有的信寄过去，并且写了这封向你们公『安』部刑侦局积案调查处求助的求助函。因为你们能做我做不到的事情，所以特别希望你们能找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