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的六大历史功绩叙述如下：1、平定南陈，一统天下，结束了自三国以来近四百年的战乱局面，令分裂了近二百年的九州重铸为一体，更让中原百姓从三四百年之久的战乱时代中脱离出来。
　　直到李渊叛隋而代之，建立唐朝，而几代后唐朝统治者便出现政策错误，导致中国从唐中叶起就沦入藩镇割据，兵连祸结的悲惨局面，唐帝国崩塌后，中原百姓又历经了五代十国的惨痛遭遇，民不聊生近两百年，直到北宋初年才又恢复统一的局面。
　　2、最先开凿了世界第一长的南北大运河，弊在当代，功在千秋。3、开疆扩土五万里，建立了“过于秦汉”和唐宋的辽阔疆域。4、最先倡行进士科，创立了影响中国后世千余载的科举制度，为中国古代选拔人才开创了一条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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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颁布了“无隔夷夏”的开放政策，热情接待外国使团，并积极对外派出使者，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华夏文明与外界的交流。6、东征西讨，令四夷臣服。大隋在杨广执政时期万国来朝，中原百姓一千五百余年来的“***上国”意识自此而始，之后更成为每一位中国人心底的骄傲，并进一步演化为如今已然稳固浓郁的民族自豪感。
　　三、文采斐然隋炀帝杨广颇具文学天赋，是一位文学功底深厚的才子，更是隋唐年间最优秀的诗词家之一。论及文采，历朝皇帝中少有人能望其项背。在镇守扬州的十年中，杨广被奉为江南文坛领袖，江南文人潘微和佛教领袖智大师均称赞：“晋王允文允武，多才多艺，道贯古今”。
　　《隋书》上也记载杨广“好学，善属文。”杨广的诗词和文才在登基前就天下驰名，他西巡时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和《白马篇》都成为千古名章，广为后世传诵。
　　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
　　“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录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由于杨广多年戎马生涯，曾亲历塞上，远征辽东，生活阅历十分丰富，故他的诗句多有实践基础，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其作品《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词句优雅，昭示出了极高的文采。

　　据《诗薮·内编》记载，明代胡应麟认为此诗“绝是唐律”，可见炀帝的这篇诗即使在诗文**鼎盛一时的唐朝，也堪称是顶尖水准。《古诗源》中称其文字“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
　　认为杨广的诗文水平比文采天下知名的陈后主还要高。隋炀帝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初唐近体诗的发展更有不小的影响，如今《隋书·经籍志》著录《炀帝集》55卷，《全隋诗》存录其诗40多首。
　　四、尊贤礼士杨广十分敬重读书人，其尊贤礼士之名天下皆知。他当扬州大总管时就养了正府学士一百多人，封晋王后更是召引陈朝旧官、才学之士一百余人，“以师友处之”（《北史－柳庆传》），登基后更是年年不忘与儒林名士交流，岁岁发给几个著名大儒米粮绸缎。
　　阳观文殿的东西厢书库中，又在殿后另筑二台，聚藏魏以来的书法名画，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保全和传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曾在江南聚书，大大提高了文人和文学的地位，还建造了空前精巧的专门收藏古籍的图书馆，藏书达三十七万卷，创中国历代之最。
　　《隋书－经籍志》有云：“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黄国乐小姐还据此创作了《隋炀帝督建观文殿》一画，以表彰隋炀帝对中华古籍传承做出的重大贡献。
　　五、开创科举公元606年，即杨广登位第二年，就正式设立了进士科，在我国畅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自此正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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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更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为中国的育才政策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后世的中国影响极其深远。

　　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科举制度和如今的高考制度颇为类似，有着不少的弊病，但在一千多年前，却绝对是一种相当先进的选材理念。隋朝之后许多来中国的外国人在看到中国的科举制度后，都赞叹不已。
　　在隋朝初年，随着魏晋士族门阀的衰落，庶族地主渐渐兴起，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要求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所以魏晋以来以门第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已经难以继续推行。
　　隋文帝登基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为这些新兴阶层提供政治出路。此举一方面是想利用他们和士族门阀作斗争，另一方面也是想缓和他们与中央的矛盾，令其忠心拥戴中央政府。
　　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中夺了过来，削弱了门阀子弟世袭的特权，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还起到了抑制门阀的作用，更大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十分有利于政治结构的稳定，因此一直为历朝所沿用。
　　而科举制度的另一个优点就是选才比较公平，给广大贫寒士子提供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平台，让没有背景的才华之士们不致于因为不得志而对朝廷心生怨怼，甚至变成叛军的中坚力量。

　　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和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出头的机会，更为国家从基层拔擢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大大增加了选官的公正。这项政策不仅人心所向，更是吸纳民间精英，将其转化为统治者的左膀右臂，以保障王朝平稳发展的高明之策。
　　在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之后，许多没有豪门血统的英杰才得以“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而且当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也有利于增强政治效率。
　　隋炀帝登基后，在隋文帝的基础上大大增加了科举的规模和录取人数，还增加了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据《通典》记载：杨广和父亲杨坚不同，他开科取士时优先考虑的是个人品质而非文才，这在全社会中倡导了一种重品行的良好风气。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杨广重个人品质选士的政策令社会风气为之一兴，为初唐培养了大批强毅正直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