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脚步太快，可是百姓跟不上，慢慢的，原本大隋盛世随着三征高句丽而动乱，就是这样一位帝王引发了一些列的背叛，外族乱了一些野心家乱了自己最亲信的军队乱了，这个伟大的帝王，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材也没有用上，由萧后（前面提到的萧贵妃）和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仅仅四块木板偷偷葬在雷塘，后来有个诗人叫做罗隐做了一首诗：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

　　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杨广毁誉半残的帝王，但是不可否认，他无论文治武功，个人政绩还是后世贡献都可以算是皇帝里面佼佼者，但是很可惜，就这样一位帝王由于后人不断乱写，加上李世民不知道出于那么想法给个“炀”的谥号，就这样被人看成中国历史最荒淫昏庸帝王的表率。
　　如果有喜欢隋炀帝的可以看看《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蒙曼说隋》。杨广悲剧也是现在课本化历史，太过诋毁，想起中学历史课，到隋朝时候，基本就几章概况过去了。杨广雄才大略，杨坚和杨广都是很有能力的君王，遗憾的是杨广在摆脱他老子的影响之后，立刻急于表现自己的远见卓识和个人能力了。
　　征辽东从长远战略上来说不可谓不高明，和他老子杨坚一样，看透了朝鲜半岛上那些人的狼子野心以及对中原的威胁性，一句“但使子孙无忧”就确定了征乏辽东的必要性。
　　开凿大运河则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举措。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为庶人寒门中有才有能的学子开启仕途之路，让中原王朝的人才录用机制变得更加开明和科学。
　　兴建东都坐镇中原，利用地理中心的便利使朝廷对天下的控制极大改善，因交通和路程的缘故导致朝廷对地方控制力度削弱的情况得以改善，同时也加强了江南的开发，促进了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和经济交流。
　　这些都需要一个有勇气，敢创新的王朝继承者，而不是杨勇这样一个守成之人。以杨坚的雄才大略，他肯定不甘心自己建立的隋朝只是以他留下的模样维持下去，肯定希望在他之后，他的继承者可以让隋朝更加强大，版图更加壮阔。
　　毕竟是他分化了突厥，给继承者留下了和汉武一样击溃北方游牧民族的机会；也是他和巴蜀少数民族建立了友好局面，让隋朝西部无战火之忧。正是在他手下，张镇周率水军威震琉球。
　　可以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杨坚把他能为隋朝做的都做到了，做好了。这样一个开国之君，从心理上自然要更倾向于崇尚开拓而不是安于现状只想守成的继承者。
　　杨广另外，楼上有位朋友说的到位，假如杨广肯耐下心多花些时间慢慢做那些大事，让天下有一个休养的过程，而不是急于求成的话，杨广绝对可以与秦皇汉武比肩，获得千古一帝的提名奖。甚至于哪怕他一生只做成其中一件，都可以流芳百世成为明君典范。
　　让他和杨坚父子两个一起，站在汉朝文景武三帝一样的高度，给我们留下一个时代传颂的“文炀盛世”。
　　可惜杨广太急太任性也太好强了，终于踩过了天下百姓的心理底线，令隋朝二世而崩，让李渊白白摘了个水嫩鲜甜的大桃子。有隋朝之时杨坚和杨广父子两代分化瓦解突厥，唐初李靖有那么容易大败**吗？但终唐一代也没有解体突厥的威胁，在680年前后，突厥再度强大起来，并开始重构其草原霸主地位。
　　唐试图征服高丽的行动以惨败告终，在东北东部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震（后改称渤海）。”
　　武则天时代突厥再次强大崛起强大，“默啜负胜轻中国，有骄志，大抵兵与颉利时略等，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此时唐军根本不是突厥的对手，“（突厥）取赵、定所掠（唐朝）男女八九万悉坑之，出五回道去，所过人畜、金币、子女尽剽有之，（唐）诸将皆顾望不敢战。”
　　唐中宗时“中宗始即位，（突厥）入攻呜沙，于是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战，不胜，死者几万人，虏（突厥）遂入原、会，多取牧马。”
　　李渊父子为了夺取天下而甘愿成为突厥的儿皇帝：李渊却向突厥称臣，趁机攻取长安。李渊在给突厥信中写道：“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
　　《旧唐书》明确记载：“高祖起义太原，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突厥），引以为援。始毕遣其特勒康稍利等献马千匹，会于绛郡。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
　　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赏赐”不符理，下级给上级为进贡，上级给下级为赏赐。
　　李渊是臣子，突厥始毕可汗是君王。唐书颠倒主次混淆黑白也掩盖不住李渊称臣纳贡的事实。《
　　剑桥中国隋唐史》说：“他（李渊）幸运地继承了隋王朝这一份大家业。

　　李渊新王朝的制度便是在前朝遗留下来的坚实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从一定的程度上讲：李渊就是大一号的石敬瑭，李渊当年从太原起兵时向突厥借兵。区别就在于唐朝是一个大王朝、存在的时间比较久。
　　我个人倒认为，正是隋炀帝的无能才造成了突厥在大业年间的发展壮大。
　　虽然都说隋导致突厥分为东西两部，隋征服了突厥，但是实际上，隋不曾彻底征服突厥，甚至到了隋炀帝年间，杨广还被始毕可汗围困达一个月之久，直到勤王兵的到来才解围，由此可见突厥当时的实力和对待中原王朝的态度，（你的皇帝人家都敢派兵打）离臣服十万八千里。
　　李渊起兵时为了稳定后方，像突厥称臣，不管说了什么，这也是政治姿态罢了，整个李渊时代从造反到立国，突厥都没从李渊那里得到过什么具体的好处（除了起兵是送的那些财宝），以至于突厥还突袭并攻下了晋阳。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中原王庭跟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说白了就四个字－－此消彼长。中原王庭如果稳定，自己政权内部没有问题，国力强盛，那么北方游牧民族再怎么强大，也是中原王庭的一道菜。
　　但是如果中原王庭自己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军队战斗力就差，自然无法抵挡游牧民族的军事入侵，老百姓就遭殃。而唐初时期，突厥成为中原王庭的严重威胁，这个根本就不是唐的过错，如非隋炀帝的错误，突厥不会发展壮大得如此迅速。

　　即使是这样，突厥也没能张扬多久，贞观四年，**被唐军所灭，可汗被俘。
　　显庆二年，西突厥被唐军所灭，可汗被俘。即使是这样，战争也还没完全停止，一直到了李隆基时代，745年唐军再次打败突厥人，这次胜利真正征服了突厥人，而在唐军和唐仆从军的打击下，突厥人并入了他族，在中原王庭的北方，突厥作为一个民族，彻底消失了。
　　从此唐帝国再也没有受到突厥的威胁。但是还有不少突厥人向西迁徙避开唐军打击，西迁的突厥人倒是在阿富汗阿拉伯一带又建立了国家，这是后话了。
　　所以从这些地方看来，李渊根本就不是石敬瑭，起兵时候向突厥称臣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罢了，而从起兵到立国后执政，李渊从未出卖过中原民族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