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的隐忍过去了，他现在要的是尽情享受。权力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享受。用自己的意志来任意改造河山，在他来讲是一种如同艺术家在画布上淋漓泼墨般的超级享受。事实上，只有挥动巨大的权力之柄，才能带来与他的身躯相适合的运动量。所以，不管任务多么繁重，他从来不会皱眉头。除此之外，作为中国历史上兴趣最为广泛的皇帝，他决不放过世界上所有的新奇和美好。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味蕾，最敏锐的耳朵，最挑剔的眼睛，最汹涌澎湃的欲望。作为上天的宠儿，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享尽生活的瑰丽和壮阔。

　　他现在可以做一切他喜欢做的事。事实上，他也几乎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热爱旅游也是唯一一个到过西部的人。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拔斗谷，饱览了由雪山、草地、浩瀚无垠的荒漠构成的西部风光。他从小就对自动装置十分感兴趣，登基之后，他令人建造了一座装有许多自动装置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共十四间，所有的房门、窗子及窗帘都安装有自动装置。当人进入时，门会自动开关，窗帘也会自动开合。他还命人制造过一个机器人，模仿自己一个宠臣的模样，“施机关，能起坐拜伏”。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袁刚《隋炀帝传》）

　　他经常冒出奇思异想。他听说吐谷浑的波斯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无效而罢”。就像黄仁宇所说：“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然而，上述的每一件事，都令后世的史臣们摇头不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奇心”、“探索欲”、“创造力”、“新鲜事物”等词汇都不是正面的。它们与另一些可怕的词汇紧密相连：“不安分”、“破坏性”、“颠覆”
　　因为有钱而且有闲，希腊和罗马贵族才有多余的精力来发展自己多方面的兴趣，静静地坐在庄园里进行学术研究，在求“实用”之上来“求真”，从而发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学和哲学。因为对财富的毫不讳言的热衷，才有了西方人的扩张心态和进取精神。因为受“欲望”的蛊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动下，西方的科学技术才不断发展。
　　而在中国，作为一个皇帝，“兴趣广泛”绝对是坏事。富足文化与贫穷文化的差别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贵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权利，而贫困文化认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东西都是无益的。在今天看来，作为少有的对技术改进与发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杨广统治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工匠与技术专家们可以大展才华的黄金时期。大运河、赵州桥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间完成，而玻璃、可携带式水漏计时器等后来得以广泛应用的发明，也出现于此时。然而，在传统文化中，那些技术与发明都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所谓“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们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艺品。就如同吃饱是天理，吃好是人欲一样，能满足实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欲了。在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无用”仅仅是满足人们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雍正皇帝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奇斗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清世宗实录》卷七五）

　　而杨广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兴趣则更为不祥。如同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样，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大至天宇，小至尘埃，一切都已经有了圣人给出的板上钉钉的解释。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一切探险、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费”、“不安分”、“危险”。所以，中国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是“百动不如一静”。

　　史学家认为，杨广的欲望是危险的火种，必将烧毁王朝的前途。
　　史家对杨广的非议并非全无道理。应该说，显赫的功业并不能掩盖杨广政治中的致命缺点。就像史家一再提示人们的，他身上有着太多贵公子的气息。那个曾经刻意以俭朴示人的王子被时间证明是历史上最讲究排场的皇帝。事实上，杨广最瞧不起父亲的，就是他那守财奴般的节俭。豪奢是锦衣玉食中长大的人的天性。没有几十道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在杨广看来就不叫吃饭。不修建覆压数里、隔离天日的宫苑，在他简直就没法游玩。没有几十万旗帜鲜明的军人跟从，那简直就不能叫出巡。

　　在政务之余，杨广又创建了由三万六千人组成的巨大仪仗，“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务为华盛”。（《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这衣饰绚丽的三万六千人前呼后拥，后面还要携带十余万甲胄鲜明的庞大军队。
　　也许是文人气质的体现，他对形式非常迷恋。形式对他来讲主要是能力、威严、与众不同（与众多帝王不同）的体现。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只有这样前无古人和近乎完美的巨大、煊赫、雄壮，才能配得上他这个古往今来最有才华、最富雄心、最高瞻远瞩的皇帝。端坐在形制奇特、高大华丽的辇车中，俯视道路两旁数十百万官员百姓在帝王的威严前匍匐战栗，他心安理得。
　　毫无疑问，大业前期，他是整个大隋帝国，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幸福、自我意志最舒张的人。他绝不委屈自己，不守陈规陋习，绝不浪费自己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他活着，就是为了把自己的雄心最大化，把自己的快乐最大化。他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然而，年轻皇帝很少想到，他“自我实现”、“燃烧生命”，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的过程，是建立在老百姓们的血汗之上的。帝国的百姓越来越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不了解新的政治高层的雄心与蓝图。他们只知道换了皇帝之后，劳役负担一下子加重了。

　　在皇帝快节奏的工作带动下，国内的几项大工程都在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周长近六十里的新都竟然仅仅不到十个月就出现了轮廓，而大运河的一期工程通济渠用时更短，这段千余里长、四十步宽的河道，仅用了一百七十一天！（刘善龄《细说隋炀帝》）
　　幸运之神并没有被他那风驰电掣般的进取速度甩下，到现在为止仍忠心耿耿地跟在他身边。自古及今，没有哪个帝王的事业进展得如他那样顺风顺水。从即位起，大隋天下连年丰收，诸项大工程都进展神速，隋帝国在杨广的领导下“凯歌行进”，皇帝的废寝忘食、百官的辛勤工作与老百姓的巨大付出见到了效果。大业五年，他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收获之年，刚刚年届四十的皇帝喜事连连、春风得意：一座崭新的都城奇迹般地耸立于中原，这个新城周长六十里。规划大气，气宇不凡。宫城内殿阁高耸，金碧辉煌；洛阳市里甍宇齐平，外码头上舳舻万计，整个城市榆柳交阴、通渠相注。杨广正式命其名为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