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为了逃避徭役而为僧为道。
　　刘允章在奏章里说：董事长，现在老百姓有“五去”而没有一项政策能让他们安居乐业，有“八苦”而没有一点活下去的希望，国家有“九破”却没有一样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再加上官吏贪污枉法，使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苦不堪言。亲人也没法相互扶持着渡过难关，有冤无处诉，有苦无处申，他们的出路在哪儿呢？
　　其实就是一句话：再不改变，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了，咱们唐朝要玩完儿。
　　刘允章和卢携的上疏中都提到一点，那就是农民是不能流动，流动起来的农民固然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偷井盖、搞高压线，破坏公物的往往是这群人，但是让刘翰林和卢翰林更为不安的，是流民破坏了大唐王朝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这两个立国之本。
　　日期：2016-05-15 09:48:59
　　公元624年（武德七年），新建立的唐王朝开始搞土地承包，就是所谓的均田制。因为隋末那几年打得太血乎，等太平了一看，居然有大量的土地居然找不到主人了，唐朝的时候不搞房地产开发，土地不能卖给开发商，又不能荒废了，于是就把土地承包给农民。当时，唐朝的土改那是轰轰烈烈的，一个成年男性可以分到一顷地，身体不好的也给四十亩，没有男丁的女人也有三十亩哦，要是这女的自己一个户口本，还要追加二十亩。说到这里，细心的朋友就看出毛病来了，为什么成年的、健康的男性才分到一顷地，老弱病残孕却分得多呢？其实，这是“顷”这个概念的古今不同而已，唐代的一顷地是一百亩的。政府承包给你的土地，并不是全部是公有的，其中的五分之一就永远是你的了，怎么样，有没有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感觉？如果承包人身死，公田收回，再由政府重新进行分配，剩下的私田可以当做遗产继承，当做遗产继承的私田就是“永业田”。

　　同时，在这一年，唐朝的税役制度也改了，变成了我们熟悉的租庸调制，这里要说明，租庸调制度并不是按照土地来收税，唐代以前的土地税大都是按照人丁来收的，有个大家都熟悉的名字叫“人头税”。其实，租庸调这个词应该叫租调庸，因为租和调说的是缴纳的东西，而庸则是徭役。租，是每个丁男一年交两石粮食；调，是交点土特产，主要还是绢帛这类的东西，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白乐天的《卖炭翁》里的“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玩意宫里多的是；庸，规定男丁每年要无偿劳动二旬，也就是二十天，如果国家没有无偿劳动的活让你干，你的二十天要按照每天缴纳绢帛三尺来顶，当然如果你的无偿劳动超出国家法定时间，那么超过五天就不用你交调了，超过三十天租和调就全免了。同时，政府还郑重承诺，义务劳动的最大上限不能超过五十天。其实，庸的主要内容并不是前半部分，而是后半部分，也就是庸代役。当时的无偿劳动不是我们想象的扫扫大街、陪老头老太太聊聊天送温暖，而是挖运河、修长城这些事，所以老百姓很厌恶徭役，自从有了庸代役，你交点东西，我不让你无偿劳动，你好我好大家好。

　　从前面唐朝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不难看出，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老百姓必须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样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才能够顺利地实施。可是我们知道，安禄山安胖子带着手下这么一闹，把唐帝国搅了个地覆天翻，老百姓更是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人都没了还怎么推行租庸调呢？唐朝对“坐地户”（土户）和“外来户”（客户）的征税标准不一，居然是坐地户收的税更重，这你还不跑啊，于是大家呼啦一下，全跑到外地去办暂住证了，到公元776年（大历十一年）的时候，全国在外暂住的人口居然有五分之二。

　　面对这个问题，公元780年（建中元年），唐政府开始实行农业税收的改革，这就是两税法，“百役之费，一钱之敛”、“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夏秋两征之”。也就是说，今后大家不用再交东西了，都给我拿钱吧，户口也不要分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了，你在哪个小区登记，你就往哪个小区交税，收税的不在按照人丁来计算，而是以财产来计算，大家的税一年分两次交，夏天一次，秋天一次，这就是两税法的基本内容。两税法是依据财产收税，而不是再以人丁为主，收取的是货币，而不再征收实物，此外还规定，除了两税之外其他的租庸徭役一切全免，应该说是比租庸调制更合理、更方便的税收制。

　　可问题在于河南河北地区当时已经不受唐朝的中央政府控制不了（原因我们以后会说），这些地方现在来看也是人口比较稠密的，在当时相当于今天的北上广，人口密度在全国那是首屈一指。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唐朝政府不向控制范围内的老百姓征收更多的税，那朝廷拿什么养兵、拿什么养公务员呢？于是各种其他的税就像苍蝇一样纷至沓来，其中有一项居然是房产税（间架税），够先进吧。

　　其实两税法也有其自身的弊端，当时唐王朝和藩镇连年用兵，这都得花钱啊，于是钱就越来越少，物价越来越低，通货紧缩了，再加上老百姓拿实物换钱，钱就成了买方市场，你需要钱交税，那我还不使劲压低实物的价格啊，这样老百姓又要被敲一笔，那你说这税改的，越改交的越多，老百姓能没有怨言吗。
　　唐王朝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藩镇割据。啥叫割据，就是不听你中央政府的，不拿中央当盘咸菜，《新五代史•安重荣传》里记载，安重荣“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天子算个球，有钱有兵有地盘就是老大。这是公然叫嚣***言论啊。关于藩镇的详细情况，咱们在后面会给大家详细地讲。
　　当时唐宣宗年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九百万贯，可朝廷的开支仅军费一项就高达一千二百万贯，“岁之常费率少三百万余”（《新唐书•食货志》），政府也得花钱，各位领导也要享受啊，于是东南地区的老百姓遭殃了。北方地区藩镇成天嚷嚷着闹独立，中央政府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就朝着听话的地区使劲造呗。人总是这样，挨打挨骂的都是听话的人，因为不听话的永远不听你的话。在民国时期，四川大地上的军阀在1940年的时候征收了1990年的税，预支了五十年，可他们并不是这办法的发明者，唐朝派到东南的地方官长早就把这件事做了。

　　孟子老先生曾经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拿老百姓当牲口，老百姓就拿你当个大头鬼。

　　最早裘甫这个私盐贩子在浙东开始闹，这支队伍曾经发展到几万人，坚持了七八个月的时间，还是被唐王朝给灭了。
　　摁倒葫芦起了瓢。紧接着，驻扎在桂林的徐州部队因为待遇问题也造反了。公元863年（咸通四年），朝廷从徐州地面上招了一批大兵到桂林去驻守，当时许诺说待遇从优，三年之后回来，政府安排工作，可到了第六个年头，还没有回家的消息，那谁还继续为政府卖命啊，再加上当时招这批兵的时候也没做个政审，有些江洋大盗就混在里面了，经过这些人一煽和，八百个兄弟就在“打回徐州去”的雄壮口号中扯旗造反了。这毕竟是正规军，那战斗力可真不是盖的，比裘甫那帮人强多了，大家推举的老大叫庞勋，这人也很有军事方面的才能，他领着这帮人一路北上，大家在对回家的强烈感召之下，居然从桂林打到了淮水，到了自己的地盘那就不一样了，中原地区的流民正愁着交税呢，庞勋他们一来好了，小太爷也革命了，立马扩军到了五、六万人，那速度真是比玩游戏暴兵还快。这场叛乱把中原地区搅了个天翻地覆，持续了一年左右，最后唐朝不得不调集沙陀、吐谷浑、达靼这些少数民族兄弟部队才把叛乱给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