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计如果老宋采取这种战法，王仙芝会像吃了一个苍蝇一样很难受、很憋屈，妈蛋，老子靠游击战发的家，你居然用游击战打老子，于是王仙芝很不爽，就决定要打老宋主力所在的沂州城了。
　　日期：2016-05-23 08:18:51
　　《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从草军的军队构成看，他们更擅长的是在平原、丘陵、山地的乱战，形势有利，大家哟呵一声一拥而上；形势不利，大家哟呵一声一哄而散，也不管什么战略战术，凭的就是快速机动，攻坚战和阵地战他们并不拿手。以己之短，攻彼之长，谁胜谁败就显而易见了。
　　这必是一场惨烈的战斗，战前各种动员，利诱之、义导之，双方的士气就这样被激励起来，可真正走上战场的那一刻，大家除了活下去之外都不再有任何想法，眼见着自己的同袍、同乡被砍翻，两只眼中冒出火来，喉咙早就喊哑，手起刀落，鲜血喷在脸上，然后再寻找下一个猎杀的目标。
　　夕阳西下，鼓角声渐渐消散，只剩下没有主人的战马在哀鸣，天空被烟尘笼罩，大地被鲜血染红，放眼望去是无数的横七竖八的尸体，一群乌鸦站在落在树梢呀呀地叫着。
　　这时候，一个消息传到宋威的耳朵里：王仙芝被杀了。
　　这一刻，老宋彻底放松了，几个月的提心吊胆、小心算计终于在这一刻释放，他仰天大笑，自己照着镜子对自己说：老宋，你真牛。人啊，真的很喜欢得意忘形，而这种得意忘形往往隐藏着很大的祸根。当年楚霸王在鸿门宴上得意忘形，当年曹孟德在收服荆州后得意忘形……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得意忘形之下，最好不要做什么决定，而此时此刻的宋威，就草率地做了两个决定：一，上报朝廷，匪首王仙芝已经被砍死了；二，部队各回各家，大家好好休息。

　　这两个决定没有错，但得有个前提，那就是老王真的已经死了。有句古话说得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老宋同志在胜利的喜悦和精神的放松双重作用之下，没看到王仙芝的尸体，就把新闻给报道出去了。

　　王仙芝授首的消息传到了京城，文武百官那得再一次展现自己溜须拍马的本事，贺词、贺卡寄了一大通给李儇小朋友，李儇那个高兴啊，总算是了了一桩心事：再也没有人要平均我的玩具了。
　　幸福只持续了三天，因为三天后另一个消息传来了：王仙芝还活着，活得好好的，跟从前一样，活蹦乱跳的四处无照经营摆摊砍人。还是有人要平均自己的玩具啊，这可把李儇吓坏了，于是传下命令来：继续围剿。
　　老宋这回面子栽了。很多人分析说，老宋年纪大了，不再复当年之勇，因为贪功才导致这次假新闻的出现。其实这事儿结合后面老宋的做法来看，估计是他有意为之，这个想法具体是什么，我们先挖个坑，等以后再填嘿嘿。
　　老宋再次披挂上阵，召集军队再去执法。可你愿意，士兵们不愿意了，才领了赏钱解散休息没几天，这又要去打仗，老子不干了，为此还差点闹哗变。老宋对大家说，这回咱们再去打，要换种打法，保证大家有便宜赚。有便宜不赚那是王八蛋。
　　于是在利益的诱惑下，士兵再一次踏上了剿匪的征程。

　　日期：2016-05-24 00:36:58
　　天子呼来不上船：我的地盘我做主
　　王仙芝、黄巢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各地穿梭游走，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当时唐朝各个节度使不听朝廷调遣，各自为战。比如宋威，他是淄青平卢节度使，他有自己的部队、自己的战将、自己的地盘，毫不客气得说，他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基本上不用给朝廷面子。可以说，藩镇就是唐末五代战乱的根源所在。
　　任何制度的形成都不是领导者拍着脑袋决定的，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唐末的藩镇节度使制度也是如此。
　　在古代，汉族政权跟少数民族政权的斗争很吃亏，原因在于少数民族兄弟是生产与战斗相结合，他们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射猎是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你能说射猎和射人有多大的区别呢？汉族政权就不行了，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耕种，作战需要训练，否则一上战场就变成了人家的“猎物”。另外，少数民族地区多产马匹，军队主要是骑兵，凭借着骑兵队伍的灵活机动，往往能占得主动权和先机，中原王朝只能是被动防御，处于被动防守挨打的份儿。

　　唐朝初年，特别是在太宗时期，唐王朝凭借着隋朝留下来的家底子，组建了一支比少数民族兄弟更为强大的骑兵队伍，凭借着这支队伍，那真是牛叉大发了。唐太宗采取积极主动的作战思路，主动出击，把周边不听话的小兄弟挨个儿教育了一遍，番邦各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达到甚至超越了汉朝最鼎盛时期。不要以为少数民族兄弟没有发展的雄心壮志，他们是被打怕了。
　　要维持这种强势的态度并不容易，首先需要强大的军费开支作为基础，其次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支援前线的作战，所以说这种态势并不能够持久。到了唐高宗时期，这种中原王朝强、少数民族政权弱的态势就开始逐步瓦解了。喘过气来的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数民族兄弟又开始派骑兵不断袭扰唐朝的边境地区，甚至成为一种常态。
　　面对来势汹汹的少数民族，唐王朝已经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进行全方位的压制了，从主动进攻为主变为以防御为主的策略就成为朝廷的共识。
　　防守也是要讲究策略的，而唐朝选择的策略就是在边境设置军事实力比较强的大型军镇。这种大规模、集团化的军镇存在的基础是需要在边疆地区有一支不弱于少数民族武装的常备军，这就和唐初的兵制产生了矛盾。
　　唐朝初年，兵制沿用的是北魏和隋朝的府兵制，府兵本来泛指的是军府之兵，府兵也就是军户，府中的士官从老百姓中挑选而来，他们平时耕种，战时召集到一起。我们读《木兰诗》有这样几句：“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这就说明花木兰家是军户，是府兵，他们家平时是不用缴纳赋税的，但是一旦打仗，你就必须应征。一旦开战，朝廷会调集这些军府中的军户参战。也就是说朝廷打仗的军队是由各个府组合起来的，领兵的将领由朝廷指派，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府兵制自唐高宗后期至武后时就逐渐被破坏，到唐玄宗统治时终于被废除。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征点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因为边防的任务加重，边疆地区需要建立大规模的军事武装集团，也就是说这种被地方政府控制的无数以几百人为单位的小兵府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形势，所以其瓦解就成为必然。而边防军的固定化、招募制就成为组建这种边疆军事集团的基础。

　　募兵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谁来招募。最开始是中央政府同一招募的，同一招募，统一配备到各个军镇，可是诸边防重镇到底各需要多少兵力，中央政府往往并不十分清楚，当政府分配的兵额不足时，边防重镇自行就地募兵就成为必然。自公元737年（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各军队都相继变成了募兵。由于边镇自行募兵，那么募兵的来源和标准就不好统一，其中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职业的流浪人、亡命无赖以及走投无路或无依无靠之徒。这些士兵一般都终身从军，兄弟相继，父子相承，世代以军旅为家。由于藩镇节度使掌握着他们的生杀、赏罚、升降等权利，士兵们对藩镇节度使的依赖性也极强，他们“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于是，藩镇节度使们便逐渐培养起只忠于自己的亲兵部队，拥有了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