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平特斯伯根阴雨连绵，在人前神采飞扬的邓肯回到自己的屋里，关上门后，一副失望和落魄的神情。
　　同样是人，为什么赫尔汀的运气那么好，而自己的运气就那么差？和赫尔汀相比，邓肯不缺少执着和勇气，也不缺少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更有一种迷人的她气质，她的团队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出色的。

　　为什么上天对她这么不公平？

日期：2009-07-28　09:08:09

　　7. 解谜
　　可惜，科学的上帝垂青的不是气焰熏天，而是真正的奉献。当执着在功利的驱使下成为了固执和贪婪，运气就不可能光顾。在寻找西班牙大流感之谜的探险之中，上帝是绝对公平的。
　　离开斯平特斯伯根，邓肯团队各奔东西。其后邓肯出书大谈心路历程，在依旧不停的采访中，她声称科学家都有自己的时间表，因此她的样本的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
　　她说的那些科学家却在不住地悔恨，在西班牙大流感这件事上押错了宝，没有在陶本伯格饱受忽视的时候给他一点关怀，反而恶语相向，现在陶本伯格风头正劲，希望和他合作的如过江之鲫，这时再去，肯定是热脸贴上冷屁股。
　　因为阿拉斯加的挖掘而闻名的赫尔汀依旧如闲云野鹤，除了找上门来的以外，他闭口不谈1918年流感病毒和他本人对科学、对人类的贡献，对他来说，上帝赋予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此生已无憾事。

　　可以笑到最后的陶本伯格行事还是那么低调，依旧一板一眼地继续他的研究，就在邓肯和她的团队从兴奋到失落之间，陶本伯格和他的合作者们不断地前进着。
　　1999年陶本伯格发表了病毒血凝素的基因序列。
　　2000年神經氨酸苷酶的基因序列解碼。
　　2004年初，用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基因重組後的流感病毒對老鼠具有致死性。
　　人们期待的那一天、西班牙女郎重现的日子终于来临了。2005年10月5日，西班牙大流感从人间消失86年之后，美国CDC宣布，1918年大流感的杀手，西班牙流感病毒复制成功。人类第一次从基因片段开始，复制出消失的魔鬼，一段半个多世纪的传奇结束了。

　　这一天，是赫尔汀、邓肯、陶本伯格憧憬了无数次，也无数次地认为永远看不到的一天。
　　当这个日子来临时，陶本伯格在摄像机前还是那样的腼腆，邓肯团队早已无声无息，被称为瘟疫猎手、当代的印第安纳•琼斯的赫尔汀也没有露面。
　　在这个时刻，陶本伯格把功劳归功于那位执着的老人：如果没有赫尔汀的样本，无论如何也不能成功地复制西班牙流感病毒。
　　在这个时刻，被寂寞折磨的邓肯想起了1992年那次夫妻闲聊，想起那4年的计划和行动，秋风吹乱了长发，吹走了叹息。
　　记者终于联系到了正在美墨边境自愿观察偷渡者迹象的赫尔汀，进行电话采访。

　　赫尔汀先生，您为什么能够发现西班牙流感病毒？
　　我只是在正确的时间来到正确的地点，或者说是病毒在那里等待我。
　　您是不是对于没有能够在1951年发现1918年大流感病毒而后悔哪？
　　对我来说1951年没有发现是件好事，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如果当年我发现了，就会出名，我的生活就变得很狭窄，我这一生就没有可能做其他的事。
　　韦布斯特等邓肯团队的大腕们看到这篇采访后摇头不已，他们永远都不能理解这种对名利的淡泊和对生活的追求。
　　在实验室里照旧享受科学乐趣的陶本伯格看到这篇采访，不仅想起当年为了继续在NIH参与肿瘤病毒的研究而放弃转学哈佛大学或者普林斯顿大学。如果转学了，自己的人生会怎么样？
　　也许依旧会成名，会成为林肯团队中那些为名利所驱的知名学者，但是他能够做出解决西班牙大流感病原之谜这么有意义的成果吗？
　　2005年，西班牙大流感病毒基因组的论文名列《科学》杂志该年度突破性研究成果之一，被《柳叶刀》杂志评为年度最佳论文。
　　想到这里，陶本伯格那张娃娃脸上神采飞扬。
　　在圣地亚哥南部，参加志愿守护美国边境项目的那个老人放下电话，走出帐篷，重新坐在椅子上，手拿夜视镜观察非法移民的迹象。许久，放下夜视镜，揉揉疲倦的双眼。才想起今天是自己81岁生日。

　　南加州的夜，云淡风清。
　　在美国大陆的另一端，亚特兰大的一间戒备森严的实验室里，西班牙女郎端庄如古典美人。

日期：2009-07-29　09:39:36

　　十一、千山鸟飞绝
　　1. 唤醒
　　1997年8月，CDC流感中心主任南希•考克斯正在清凉的怀俄明州度假。
　　西部粗旷而优美的景色，让镇日忙忙碌碌的考克斯彻底地放松了，沉浸在湖光山色之中。
　　这天下午，难得小酣的考克斯被电话声吵醒，考克斯一看号码是亚特兰大的实验室的，心中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不知又是什么琐碎杂事，让她原本如怀俄明蓝色的天空一样清朗的心情变得有些烦躁起来。

　　接通了电话，对方说了几句后，考克斯心跳如奔马。
　　实验室里正在对今年各地区送来的流感病毒进行常规分离，这份样本是5月份从病人身上采集了，送到亚特兰大后又等了一个月才轮到被分析。检测的结果，这株病毒是从来没有在人身上出现的H5N1亚型。
　　更令考克斯惶恐不安的是，被这株H5N1亚型流感病毒感染的是香港的一位3岁男孩，已经死亡。
　　和她的一位前任沃特•道达尔在1976年初一样，南希•考克斯心中涌现了萧普的阴影：西班牙大流感卷土重来？
　　考克斯和道达尔不同，在短暂的激动之后，她很快冷静下来，重新思考整个事件。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她有处乱不惊的本事，而是因为1976年的教训。
　　1976年全民接种猪流感疫苗行动，不仅流感大流行没有出现，而且还出现那么多的后遗症，其中最大的一项是流感研究和监测在其后的20年中变得非常的低调。
　　常规性的流感监测还在进行之中，但远离媒体和公众视线。流感病毒的研究则成为冷门，不仅美国的病毒学家视流感研究为冷门专业，中国也一样。当年研究所内其他科室拿到的每笔科研经费均以十万甚至百万计，而流感研究室的每笔经费则以千元来计算，连孵育鸡胚的温室都得借用其他研究室的，能干的工作也就是在各地采取些病毒样本，送到国外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是流感本身的问题。由于流感病毒的善变性，造成流感疫苗研究不可能有什么突破，流感药物是整体病毒类药物的问题，还处于基本上无药可治的阶段，从事流感研究没有什么可以看到的前途，以致人才流失到其他领域。流感病毒的研究领域变得很沉闷，这才有靠陶本伯格一个局外人来获得突破的时期。邓肯的挖掘并非是流感本身，而是出于类似与大金字塔内部探测相似的新闻效应来获得重视。

　　最后，是流感流行的原因。1968年之后，将近30年了，尽管专家们一再预测很快就会出现另外一次全球行流感大流行，可是却一直没有出现。1976年一场虚惊之后，科学界变得越来越谨慎了，当疫情出现时，不再像1976年那样火烧眉毛，而是首先考虑，会不会和1976年的科学家一样愚蠢。
　　1997年8月，考克斯听完了实验室的汇报后，吩咐对方召集有关人员，一会召开紧急电话会议，放下电话之后，她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
　　考克斯首先想到的是陶本伯格刚刚发表的那篇论文，他获得了西班牙流感病毒的一部分片段，但还不能确定这种病毒所属的亚型，到此时为止，科学界还是不清楚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真容，这次在香港出现的H5N1亚型究竟是一次和1918年一样的全球性致命流感大流行的开始，还是和1976年一样的假警报？
　　在整整一个下午的电话会议之上，这个问题考克斯和她手下的专家们都无法回答，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继续监测。
　　从那天起，考克斯连续几天辗转反侧，这株H5N1流感病毒的出现，成为压在她心头的一座沉重的大山。作为抗击流感的顶级专家，不容许她有半点疏忽。但是，1976年的教训又不容许她做出过度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