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10-20 18:53:21

　　36、孔甲与中华民族信仰（下）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夏民们便慢慢开始发现“人”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
　　当后羿、寒浞将太康一家赶出夏都甚至是赶尽杀绝时，大禹没有来现身说法，夏民内甚至都拍手称快；当少康将政权重新夺回时，他甚至是依靠的舜的后人；杼战胜东夷，用的是自己班底造的武器；不降打西戎，同样没有祖宗保佑。
　　所有这些血淋淋的教学一次又一次地打了夏王和夏民的脸，最后他们可能真的参悟透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大禹等圣人当然是伟大的，但是他们也是人，他们也会生老病死，所以顶多只能管一时一世，之后，就只能看大家自己的造化了。

　　所以太康的五个弟弟面对淘淘洛水，还在死命地歌颂着爷爷大禹的伟大，而在这之后，禹的光芒也开始慢慢褪去，夏朝人也开始面临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显然，对英雄的崇拜解决不了大家现实的心里需求了，所以一些高端的人士就在想能不能用新的更强大的力量来安慰自己、安慰国民，于是孔甲便站了出来，宣布：我们要敬天地鬼神了！
　　事实上这也是当时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因为不管再怎么唯物，古代人是肯定无法得出“世界是物质的”的唯物主义观点的，所以它们很容易相信超乎肉体而存在的神奇力量的存在，而这些又能为那些人力不可及的事情提供各种“合理”的解释。比如王朝兴衰，那或者是上天的惩罚，或者是此朝天数已尽，反正这么解释既能替前朝遮羞，又能为新朝贴金，遗老遗少、新旧权贵、黎民百姓都喜欢这个说法，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英雄毕竟距离底层人民太远了，可是天大家抬头便可见，鬼似乎晚上也随时能来到（主要表现形式是风声和小偷），这些新的信仰不但能解决大人物的烦恼，而且还能为平民甚至是奴隶服务（他们总不能有事没事拜一拜大禹吧？大禹不是你想拜，想拜就能拜的），几乎是“随喊随到”，免费包邮，物美价廉，当然就迅速挤占了市场。
　　不过坑爹的可能是这个孔甲他本人境界不怎么样，学了点皮毛，然后就开始自娱自乐了起来——参考他的那位著名子孙经常有事没事自比为太阳，我们大概也可以了解孔甲都做了些什么。而这，当然是要不得的。
　　要让民众接受一种新信仰说起来是历史的必然，可是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清朝末年几乎连保守派们都认可再不改革就要亡国，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变法、新政，你看都干得些什么玩意儿？倾向改革的洋务派集体哑火，眼看着康有为牵着光绪去作死，结果老太太军队一开，六君子人头落地。接着光绪死不肯原谅改革派袁世凯，慈禧又死不肯原谅维新派康有为，瞿鸿机岑春煊和庆亲王袁世凯又没命地往死里斗，这国不亡才怪了。

　　孔甲大概也是个空想主义者，一方面自己没能真正领悟新信仰，一方面却又像捡到了金子的孩子一样亢奋过度，结果向国人推销半天，大家只觉得三个字：不靠谱。这也难怪，试问现在也来一个孩子捧一块金子说要低价出售，你会买吗？你敢买吗？

　　孔甲最后是失败了的，但是他的想法却在另一个部落生根发芽了。不久后，先进的注定战胜落后的，而这，也是我们下一个篇章将要讲述的故事。
　　那么就让我们后面再说吧！
　　日期：2015-10-21 17:49:14
　　37、夏朝危机之财政问题（上）
　　自古无不灭亡之王朝，就是“民主政府”，我们看法兰西共和国不也第一第二第三四五六得玩得很欢（呃，貌似还没第六一样）。有选举的政府起码可以不断新陈代谢，你看我党领导人，年纪到一定岁数就肯定要退休，因为啥？因为人的脑力精力本身就会有一个蜕变的过程，上了一定岁数，决策什么肯定会受到影响（ps：不好的影响）。

　　而君主制就没这个概念。撇开什么天灾人祸不说，单从管理学的角度上讲，领导终身制本身就是一个大毛病。你想想，一个国君不死不休，他晚年昏庸你也没法赶他下台（当然人们可以选择政变，但政变的危害明显更大），他不下台就要做出一堆错误决定，这些决定无疑都会对社会造成严重不利影响。老一代的不利影响还没结束，新一代又要创造一些新的出来，日积月累，越往后走问题就越多越严重，所谓“积重难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除了管理上的漏洞，任何王朝，甚至说任何政府被颠覆的另外两大主因就是：财政危机和军事失败。
　　翻开史书我们便会发现，独裁也好民主也罢，政府要是没钱了，就肯定死翘翘。史学家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灭亡时总会有一句“统治阶级横征暴敛，民众苦不堪言”，统治阶级为毛“横征暴敛”？很简单，没钱才横征暴敛嘛！再让我们看那些被颠覆的民主政府，其实也存在这个问题，不然你以为希特勒怎么上台的？本来魏玛共和国的民众拿西方列强的贷款不当钱花的时候日子过得好好的，一个经济危机一来，不但它，而且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都玩不下去了，这才给了法西斯党以崛起的机会。

　　要了解夏朝政府的经济危机，我们就必须要搞清楚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夏政府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三个方面：
　　①本国的夏朝非贵族的平民（享有一般公民政治权利）和奴隶（没有政治权利）在种田、捕鱼、打猎以及工商业生产后上缴的税收。
　　②战争劫掠、刑罚查抄所得财物（纯暴力手段）。
　　③附属国纳贡的财物（外交手段）。
　　整个中国古代史基本就是上面三种财政收入支持着历届政府的运行，不过越往后走，三类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对比也越来越不协调，总体而言就是第一类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二、三类越来越少。
　　尤其“万邦来朝”这一项，在夏朝乃至先秦的时候确实算个事儿，而后来的大一统王朝却要为了这事头疼，因为外国人每来一趟中国，其纳贡的东西经常没有中国政府赏赐得多，除此外这群人还享有难得的商业权益，再加上他们组织纪律又很涣散，所以总要搞个鸡犬不宁就才能收场。
　　就夏朝末年而言，首先是根本性产业——农业出现了滑坡，这一方面可能归因于无限制使用农田所造成的耕地产量下降（后人总结说“昔伊洛竭而夏亡”，就是说伊水和洛水被开发殆尽了，于是夏朝就死翘了），另一方面也跟夏朝的税收制度有关。史书记载，夏朝施行的是“五十而贡”的贡法，据说是一种半强制性的税收政策，所以得名为“贡献”的“贡”。
　　大概那时候上、下层阶级间的权利差距还不是很大，所以自由民们都是给脸色地给君主上缴税收，名义上是以五十亩为单位抽取十分之一的劳动成果，但实际上可能就是收成好的时候就有，不好就减少甚至没有。这种做法本身肯定不能长久，现在夏朝人口在不断膨胀，而伊水和洛水又不能提供足够的农田，于是纳税人们肯定就后天下之忧而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