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06-29 21:08:21
　　第十六章 钦差不愿和，后果很严重
　　林则徐见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就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开始武力攻击行动。
　　林则徐选择这个时机动手，是认定了英人了解中国正在过年，大部分人都会放假，加之之前都是英人搞突袭，大清来防备，且大清船只马力较小，武器装备也差，故此英人一定会麻痹大意，防守松懈。这就是机会。
　　月黑潮退，林则徐和关天培派出游击马辰等人，兵分四路，突袭长沙湾。长沙湾就在香港南边。很多沿海人多集中于此水面同英人往来。
　　这下突击果然大获全胜，共烧毁所谓的“匪船”二十多艘，抓获所谓的“奸民”约十几人，其中被火烧死和掉落海中淹死的又有许多。
　　但受损失的多为中国人，还得说英人船大，设备先进，就算着了火，也能飞速逃走。
　　另外在金星门，林则徐也派出两艘水师船只外带火船搞突袭，烧了英人一艘兵船外加数艘小艇。当时约有十几艘英船停泊在金星门。金星门水域即今天的珠海淇澳岛附近水域。
　　林则徐采取的是报复行动，他这一动手，让义律对和谈彻底失望。其实义律跟林则徐反复纠缠，得不到结果，使得他认识到，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恢复中英贸易，则必须杜绝鸦片生意。为此义律下令所有英国和印度的鸦片贩子必须离开香港。但是商人重利，实际上鸦片贩子根本就不听义律的。
　　然而林则徐的突袭行动还在延续，五月初九夜晚，广东水师又派火船夜袭英船于磨刀外洋，英船着火而逃，清兵杀死四名白人。五月十四日，又派出十艘火船，乘风大浪急之时，第二次急攻英船于金星门，杀死部分英国水手。

　　我们常说，得理饶人，如果当时林则徐不主动进攻英船，只是加强海禁，那么大清和英吉利之间矛盾不会变得更深，应该还存在一定的缓和空间。这当然不是说林则徐要对英人示弱，或者说林则徐动手理亏，毕竟是义律出手在先。
　　但是林则徐那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执政方式，并不是从大局出发，应该是他个人意识的突出。他这种做法跟中央政府奉行的对蛮夷的一贯外交策略相违背。
　　中国政府对远人的政策向来是，叛则讨之，服则抚之。
　　义律并非是一味对抗，他曾数次向林示软。一句话，彼此都给台阶下，局面可能不会搞得如此之僵。
　　但从林则徐的决策和实际行动来看，他把“抚”的精神给去掉了。
　　单凭这一点，后来道光皇帝治他的罪就没有冤枉他。

　　其时义律的请示信早已经到了伦敦，维多利亚女王和议会还在讨论。
　　当时英国的处境并不妙，最关键是财政危机。没钱做事就难，就需要精打细算。
　　英国政府和议会意见难以达成。
　　虽然义律向国内请求用兵中国，但这不一定是他本人的意愿。
　　大英帝国的危机，义律并不是不知道。用兵要花很多钱，恐怕财政部和议会那两关就过不了。
　　若大英政府不出兵，那些英商的不满和怒气势必转到本国政府和议会上，那义律就可以减轻很多压力了。
　　若大英政府不顾困难，决定出兵，以后的事情就更不关他义律了。
　　其实，在义律的心中估计，英国多半是不会出兵中国的。
　　用兵事大，打仗这事牵扯的因素实在太多，女王和国会更需认真考量。就算是在大清，皇帝也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筹备兵力，粮草武器和银子。当然最重要的是看看户部国库里有多少银子可用。
　　可对于英国来说，问题一大堆。一是女王不能做主，内阁也不能做主，必须议会通过才行，而议会里的议员们又是代表着国家各阶层人民。这意思就是打仗还要经过国民同意才行。
　　二是就是大英帝国离大清帝国相距太远了。
　　三是最大的难题，即大英的财政危机，缺钱！
　　其实，道光皇帝下旨停止与英人贸易这一消息，在诏旨下达不久，就传到了印度，从印度传到伦敦，比义律的信要快得多。

　　林则徐禁烟，停止中英贸易，对英国经济影响颇大。
　　欧洲人热衷经商，经商最敏感消息，无论政治或是财经方面还是科技方面。大清先禁烟再禁英人贸易，那不啻一个重磅消息，市场立马产生反应。
　　首先茶叶价格猛涨。英人爱喝茶，特别是皇室，最钟爱红茶，产于安徽祁门的红茶最受英国皇室追捧。茶叶的生产大国大清停止与英人贸易，意味着英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茶叶供应不足，英国茶商当然囤积茶叶，以待高沽。并且茶叶价格上涨，带动其它商品价格上涨。
　　反观大清茶叶经销商，尤其是福建广东沿海的茶商，立马抓住机会，抬高茶叶销售价格，商船往返南洋一次，获利加倍。
　　英国人再进货，只能到南洋二道贩子那里寻找，如此英国白银支出猛增，而由于鸦片贸易的停滞不前，白银收入锐减，导致英国国际收支逆差加大现象。这样不仅引起英国国内银价的上涨。，而且由于白银不足，导致英国银行间的拆借利率飙升。
　　这是很严重的金融危机，就摆在女王内阁和议会面前。
　　当时大清直接按音译把内阁和议会翻译成华文为“甘文好司”（Govern House）和“巴厘满衙门”（Parliament）。当然大清是皇帝集权制度，不能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皇帝或国王的权力居然能受到很大限制。
　　英国女王和内阁关于对大清用兵，意见不一。按理，大清禁烟无可厚非，但是，大清言而无信，用最不公平待遇对待英人。且大清政权野蛮，不讲法律，不经审判即可杀人。如此，人权何在？正义何在，公平何在？大英谈判在先，对方不予理睬，对付不讲理的人，只能用武器说话。对用兵呼声最高的是外相巴麦尊，他看了义律的报告，马上到议会发表演说，斥责大清政府，批评林则徐。
　　好战分子寄希望于战争转移国内矛盾和压力。
　　然而用兵只是外交部的态度，然而在议会和商界，则众多人认为不宜开战。因为万一用兵，军费开支势必增大，百姓税负势必增加。而且，用兵时间长短和胜负不能预料，势必大大影响商人做生意，毕竟英商还是在意中国的茶叶、瓷器和大黄等中药材的。
　　当时，英国国内外都面临着一大堆问题。在国内，农业连年减产，工业生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为争某些权利如男子的普选权，国人还发动了数次骚乱。在政治层面，托利党（保守党前身）和辉格党（自由党前身）斗来争去，大耗政治实力。在国外，法国和俄国极力与英国争夺殖民地；1839年即道光十九年，英国的三个殖民地爱尔兰、牙买加和加拿大还爆发了反英事件。
　　光这些就足够使大英政府焦头烂额了，再加上前几个月，为与俄国竞争，印度总督奥克兰派遣一万六千五百名英军攻打阿富汗，很短的时间内，这一万多英军只逃回来一个活口。这样的战争，英国是打不起的，不光是死伤的英人，还有打了水漂的高额军费开支，已经使得英国预算出现了赤字。
　　对华用兵固然为难，议员们争论激烈，数天也没讨论出结果。其间，有一名人，大清翻译为“律士丹乃公”，提出自己的意见供大家参考。这个翻译很难确定此人到底是律师叫“丹乃公”，还是此人就叫“律士丹乃公”。这人提出：贸易之停，起于鸦片之犯禁，中国之禁，既派有专官，原非向日有名无实者比。至谓拘留我使，不知义律原不足称使者，其在粤，止一时代理卑吏，何能听彼言致累通国正货乎。请先将鸦片停止，自正本源，然后可对中国。

　　律士丹乃公认为毕竟英国走私鸦片在先，义律身份低微，还是应该先从自身做好，再与大清谈判，这才显出诚意。
　　女王虽然觉得甚有道理，但架不住巴麦尊激情高昂的议会演讲，加上印度总督奥克兰这个好战分子的怂恿，挑拨了好多议员，最终在议会主战派和议和派形成棋逢对手局面，最终在下议院的投票结果是二百七十一票赞成，二百六十二票反对，从而通过对华用兵。
　　中国对此记载是，英人在议会没达成折衷，没奈何，只有交给神来做出决定。于是女王内阁和众议员齐齐来到有名的罗占士神庙（教堂）请上帝裁决。
　　教堂做了“战“和”和“的阄，结果连抓三个“战”，既然神都是这个意见，那就只好对大清用兵了。
　　这段记载更像是演义小说，把《尚书》上的桥段搬到英国议会上。
　　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对大清用兵，任命驻印度水师提督乔治为海军总司令，任命水师副提督伯麦为海军副司令，率兵船十六艘，大船二十八只，小船一百六十五只，选精兵六千名，大小炮五百四十门，开赴中国广州。
　　这其中自英国本土调集的水师不多，仅十几艘兵船，其余大部分都是自印度调集而来，是原来印度公司组织的武装力量，之前是为了保护东印度公司业务安全，类似中国地方保安力量。
　　从这可看出，英国女王虽然同意出兵，但鉴于财政问题，并不舍得大把花费银两。而且这些兵力加在一起，数量也是极其有限，就这些兵力能打败一个东方的大帝国吗？因此，女王和内阁的用意很是清楚，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国内好战分子的情绪，另一方面，并不准本真大挑起大战，而是向大清表达不满抗议和施加军事威胁压力。故此，大英帝国内阁首相在兵船出发前特地交代士兵：本国兵力不多，不求多大胜利，但以骚扰为主，时间一长，大清自然会疲于应付，渴望和平，那时再来谈判，自然是容易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