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工作者发掘东胡墓葬出土的各种各样饰牌，以及刻有花纹图案的工具、饰物等分析，当时东胡的手工业已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其中尤以双虺纠结形饰牌和人面形饰牌最具代表性。双虺纠结形饰牌以双虺相缠作梗，绕成四个透孔，头上结以方形，翘首为双钩，下有五个边珠垂饰，动物造形相咬，形似逼真。人面形铜饰，中间为一人面，凸额、长鼻、尖嘴、圆眼，外绕蛇形构成圈状。在人面与蛇形之间有六个轴形相连，上有三角形花纹，背面设有穿鼻，形制独特。由此可见东胡族的手工业具有高超的制作技艺，而且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东胡墓葬众多青铜文物分析看，东胡在战国时期的物质文化已经发展到

　　青铜器时代，而且青铜器应用于军事、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由此推断，战国时期东胡族的铸铜业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而发达的产业。墓葬陶纺轮的发现，证明东胡族的陶器制造业也很发达，由手工制造进步到轮制，并成为一个专门行业。同时说明东胡人男女已有了明显的分工，男人主要是参与征战，从事放牧和狩猎，女性多为从事纺织和主持家务。
　　随着东胡族畜牧业、手工业和农业发展，财富的增加和剩余财产的积累，东胡族逐渐完成了由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转化。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喀喇沁旗、翁牛特旗、敖汉旗以及宁城县境发现300多处东胡遗址，其中在宁城南山根村发现的一座石椁墓葬，仅铜器就有71件，包括铜盔、铜戈、铜剑、铜刀、铜斧、铜簇等，种类和数量之多，说明墓主人并非一般平民，他不仅占有一般平民无法相比的财富，而且掌握着掠夺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暴力手段。与此相反的是另有一种墓葬，既无墓穴和葬具，更无随葬物品，一个废弃灰坑往往埋入数具尸体。两种葬法决非种族和风俗不同，而是同族之中的贫富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东胡奴隶制政权像匈奴一样，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广大平民“士力以弯弓，尽为甲骑”；“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产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这种生产和军事组织相结合的政权形式，是东胡奴隶主贵族对内进行残酷统治，对外大肆掠夺的工具。他们通过对外征伐虏掠其它部族和中原的财产，还把虏来的平民充当他们的奴隶。在这种政权统治下，广大平民尤其是奴隶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他们不仅被迫从事各种繁重的生产劳动，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任意殴打和砍杀。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东胡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两块铜饰牌，牌上清楚地饰有：一个战士骑马一手执剑，一手抓着披头散发的奴隶，让恶犬任意撕咬。这正是东胡奴隶主对平民和奴隶进行残酷统治的真实写照。

　　日期：2016-05-01 08:45:43
　　（三）、东胡与中原及邻近各族的关系
　　东胡族自从出现于我国历史记载起，一直到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比较强大的。经常与中原燕赵政权互相攻战，并倚势对邻近各族进行侵吞和掠夺。赵惠文王二十六年(前273年)，赵曾攻取东胡代地。《史记•赵世家》索隐注曰：“东胡叛赵，驱各代地人众以叛，故取之也”。东胡曾被赵国战败，并服属于赵国，但其变为强大以后又背叛赵国，并掠夺赵国代地的人众和财物。赵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赵国大将李牧在代(今河北省蔚县一带)、雁门(今山西省宁武县一带)破杀匈奴十万余骑的同时，东降林胡(此族曾活动在今内蒙古兴和和河北张北县之北)，再次战败东胡。自代(今河北省蔚县一带)并阴山下(今内蒙古狼山、大青山一带)至高阙(今内蒙古杭爱旗北)为塞，而置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雁门(今山西宁武县一带)、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一带)。东胡多次侵掠燕国北部边境，燕昭王时(公元前311-279年)，东胡打败燕国，迫使燕国把一位名叫秦开的大将(随荆轲刺秦王的秦舞阳即秦开之孙)送到东胡作人质。燕国的东北部从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至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与东胡邻近的地区，经常遭受东胡寇掠。秦开从东胡回来以后，燕国利用秦开熟悉东胡内情的有利条件，以秦开为大将率军攻打东胡。这次东胡不敌，迫使东胡向后退却一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省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置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右北平(今河北省平泉县)、辽西(今河北省卢龙县)、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五郡，以防东胡。东胡奴隶主贵族与中原燕赵割据政权虽然针峰相对互相水火，但东胡人民与中原以及邻族的交往是源源流长的。早在周成王时，东胡的祖先就曾到西周的洛阳贡献黄罴；到了春秋时期，东胡与中原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如宁城南山根村出土的东胡墓葬中，出现仿效黄河流域贵族随葬的铜礼器，如鼎、簋等，说明当时东胡与中原的关系是密切的。燕国所出产“鱼盐枣粟”素为东胡人和东北少数民族所向往；而燕国的国都(今北京市昌平县)则是东胡族与中原各地进行交流的枢纽之地。东胡族活动的地区，如赤峰市、宁城县等地，大量出土的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的货币，有赵国安阳、平阳、武安、晋阳、兹氏等地铸造的钱币；有燕国差阳、襄平、益昌铸造的钱币；有齐国陶阳、平阳铸造的钱币，还有魏国、韩国和北、南的货币。这些出土的钱币，说明东胡族与中原各地的经济联系是广泛的。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古墓群发掘的一万三千八百多件器物中，东胡、匈奴和中原三种文化在同一地层**存(18)，说明东胡不仅和中原而且和匈奴的文化关系也是密切的。辽宁省乌金塘出土的东胡文物有铜盔有盾牌饰具，证明东胡人懂得作战时用铜盔保护头颅，用盾牌挡箭防身。这些防御工具显然是受匈奴人的影响。据《汉书•晁错传》戴：“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材官驺发(材官，即骑射之官；驺发，即骤、急射之意)，矢道同的(向同一目标发射)，则匈奴之‘革荀’、木荐弗能支也(抵挡不住)。”匈奴作战的防御工具早于东胡人。据考古工作者分析比较，东胡有些文物具有一脉相承和受匈奴文化影响的双重性。青铜饰牌仍然保留双虺纠结的特征，但饰牌图案，如双牛、双驼、双马、双鹿、虎、熊等，都有匈奴人的制作特点。短剑变为长剑；护手部分，形式略有改变，但保留着从三角形演变而来的痕迹，把端部分则改为蝴蝶展翼形，这显然是受匈奴文化影响而出现的变化。正是因为东胡人民与中原和邻族人民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而促进了东胡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

　　（四）、东胡奴隶主政权的覆亡及其族系

　　秦时，东胡已是一个极为强大的部族。《史记•匈奴列传》以对比的形式表述东胡的强盛：“东胡强而月氏盛”，“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就是说：自战国时期至秦时，匈奴的经济、军事实力北不及月氏，东不敌东胡。冒顿杀父自立单于时，正是东胡最为强盛的时期。然而，东胡的强盛反而使它骄横自恃，特别是对它的邻邦——匈奴，因为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更是轻蔑相视，认为欺负匈奴的机会来了，于是派使者到匈奴，向冒顿索要其父生前使用的千里马。冒顿召集氏族部落长会议，向众人寻问意见，部落长们都说：千里马是难求的宝马，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而冒顿却认为：“奈何与人邻国而爱惜一马，”遂将千里马交给东胡使者。东胡王得到千里马，以为匈奴软弱可欺，更加娇横了。不久又派使者向冒顿索取阏氏(既单于妻、妾之意)。冒顿再次召集头领们聚议，许多人听后十分气愤，纷纷请求进攻东胡。冒顿却摇头表示反对：以“奈何与人邻国而爱惜一女子”为由，竟把自己所爱的一个阏氏交给东胡使者带回。东胡因此愈益骄横起来。本来在匈奴与东胡之间，有一块长约一千余里的地方作为两族缓冲的中间地带，匈奴称之为“瓯脱”之地，意为“弃地”。匈奴与东胡双方平时都不到“弃地”内驻牧。而这时东胡王竟越过“瓯脱”地界，向西侵入“弃地”，并遣使向冒顿说：在东胡与匈奴之间的“弃地”，匈奴不能开发利用，我们东胡想要它”。冒顿又一次召众聚议。有的说，这块地反正也没有多大用处，“此弃地，予以亦可，勿予亦可。”可是这次冒顿竟大发雷霆，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于是下令将所有赞成放弃土地的人统统斩首，然后号令全族兵马立即出动，进攻东胡，有落后者斩。东胡王视匈奴软弱可欺，索宝、夺妻、虏地，得寸进尺，使匈奴人忍无可忍。匈奴人跃马挥刀杀向东胡，而东胡误认为冒顿根本无能力进攻。在充满斗志的匈奴军打击下，东胡全军覆没，冒顿虏得东胡民众及财产。由此，东胡部落联盟全部瓦解，其奴隶主政权崩溃，仅有余部两支分别逃至乌桓山(在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和鲜卑山 (在今内蒙古哲盟科尔沁左翼中旗西)，之后各自称为乌桓族和鲜卑族。东胡部落联盟虽然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但东胡各族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成新的联盟。东胡族除乌桓、鲜卑原为主要组成部分外，以后的柔然、厍莫奚、契丹、室韦、蒙古等族均为东胡族系。柔然，亦称蠕蠕(音软软)，出于鲜卑；厍莫奚也出于鲜卑。《魏书•厍莫奚传》卷一00说：厍莫奚是“东部鲜卑之别种”。契丹，是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的，公元344年前燕主慕容进攻宇文部，契丹遂脱离鲜卑，自号“契丹”，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22)。室韦，又称失韦。《北史•室韦传》卷九四载：“室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而蒙古族则原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成员。《旧唐书•室韦传》卷一九九称它为“蒙兀室韦”，《新唐书•室韦传》则称其为“蒙瓦部”，始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南岸。蒙古族属契丹系统，为鲜卑族系，自然亦为东胡之苗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