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绿林军七年的斗争历程来看，以少胜多，从零星分散的战斗发展到合聚整体的作战，由伏击战发展到运动战。在斗争中，注意建设根据地来积蓄力量，培养了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利用了良好的战略形势，战略运用正确，战役指导得当，取得昆阳之战的胜利，才有乘胜下洛阳、入武关、克长安，推翻新莽政权的胜利结局。
　　日期：2017-01-24 22:09:58
　　西进大军诛灭王莽后不久，定国上公王匡率领的另一路大军，亦攻拔洛阳，生擒新莽太师王匡和国将哀章，将二人“传诣宛斩之”（《汉书·王莽传》）。十月，更始奋威大将军刘信，在汝南击杀自立称帝的刘望并诛杀投靠刘望的莽臣严尤、陈茂，所属郡县全都降服，更始政权基本上控制了整个局势。这时，更始帝决定由宛迁都洛阳，于是派刘秀以“行司隶校尉”的身份，先去洛阳整修宫府，为迁都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司隶，本为《周礼》秋官司寇的属官。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为了加强京城治安，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秩二千石，银印青绶，持节，掌握一支一千两百人的军队，专门纠察缉捕重特大案件。后罢其兵，仍掌察举京师官民及附近各郡一切犯法者。汉元帝时去节。汉成帝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曾省去。 汉哀帝时复置，省去校尉而称司隶，冠进贤冠【进贤冠：朝见皇帝的一种礼帽。《后汉书·舆服志下》曰：“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属大司空。所谓“行”，是秦汉时期任用官吏的一种方式，是指官缺未补，暂由他官摄行。更始政权以继承汉之统绪相标榜，所以设官、任官皆沿用汉制。

　　上述司隶校尉的设置情况，特别是其职掌，可以看出这一官职是非常重要的。更始将这么重要的职位委派给刘秀，说明他对刘秀已经相当信任。很显然，这是刘秀韬晦之计的成功。
　　刘秀受命后立即“置僚属，作文移（文移：古时官府文书的一种，与牒相类，多用于不相统属的官署之间），从事司察，一如旧章”。这就是说，完全按照汉朝司隶校尉府的原有模式及规章制度，开展司察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光武帝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当时三辅地区的官吏和士人东行迎接更始帝），见诸将过（见到更始诸将经过时），皆冠帻（都只戴着头巾），而服妇人衣（身穿妇女衣服）， 诸于绣镼（qū 无袖或短袖衣服）（大掖衣外罩无袖短绣衣），莫不笑之， 或有畏而走者（甚至有人畏避跑开了）。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没想到今天重新看见汉朝官员威严的仪表了）！”

　　这段文字清楚地显示，当时更始政权的农民军将领，仍旧保持着当年扯旗造反时那种较为随便的作风，不太注意自己的衣着形象，带有强烈的“土”气。因而那些“三辅吏士”见了感到非常可笑，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妖服”，感到可怕而远远避开。但是刘秀的司隶校尉府的情况就不同了，其属僚衣着打扮、府衙规制皆一如旧章，与汉朝制度相同。难怪一些“老吏”会有“喜不自胜”的亲切感，或涕泪交加，慨叹“复见汉官威仪”了！

　　在这里，阶级的分野是极其清楚的。刘秀当年出于反莽斗争的需要，主动与造反的农民成功的实现了联合，一度成为农民阶级的同路人。当反莽斗争胜利后，过去的反莽联合体也随之失去了共同奋斗的目标。这样，作为皇族后裔，立志匡复汉室基业的刘秀，其与造反农民的分道扬镳，也就是必然的了。
　　日期：2017-01-25 19:40:46
　　更始政权北都洛阳，鸟枪换炮，自然与过去在宛城时的情形大不一样了。虽然基本控制了整个局面，不过各地的情况是不平衡的，因此迁都洛阳后，更始政权首先要做的一件事便是“分遣使者徇郡国”，建立更始新朝廷的各级地方政府。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以今天政权建设的标准去衡量古代的改朝换代。其实更始政权的做法很简单，“先降者复爵位”。各地的官员只要率先投降，立刻就能摇身一变成为更始政权的官吏，依旧治理你原来所管辖的地方，这样也就实现了政权的变更。下面举两则“使者”巡行郡国的实例，来具体看一看当时是如何实现政权更替的。

　　一、上谷郡。
　　西汉上谷郡，大体在今河北西北部一带，郡治沮阳位于今怀来东南，是一个缘边郡。更始的使者来到这里时，太守扶风人耿况亲自出迎，“上印绶”，明确表示了归降新政府的意思。不想使者接纳印绶后，直到第二天也没有交还的意思。功曹寇恂见势不妙“勒兵入见使者”，向他提出归还印绶的要求。使者不仅不愿归还，还斥责说：“天王使者，功曹欲胁之邪！”寇恂答道：“非敢胁使君”，只是觉得你考虑问题不够周详。“今天下初定”，新朝廷的信义还未宣明，“使君建节衔命，以临四方”，各郡国莫不望风归命，现在才到上谷，便先自毁信誉，还怎样去号令其他的地方呢？况且耿太守久在上谷，为民所亲信，现在将他更换，如果继任的是个贤者太守则不安，如是不贤之人只能更生离乱。不如“复之以安百姓”（《后汉书·邓寇列传》）。使者还是不答应。寇恂便使左右以使者的名义召耿况。耿况来到后，寇恂自己取印绶交给耿况。使者不得已，只好恢复了耿况的职位。

　　二、渔阳郡。
　　渔阳在上谷东，两郡毗邻，郡治渔阳位于今北京密云西南，也是一个缘边郡。更始政权派往渔阳的使者名叫韩鸿，南阳宛城人。他“持节徇北州，承制得专拜二千石以下”，权力相当大。韩鸿一到渔阳就遇到了两个同乡：一个叫彭宠，一个叫吴汉。彭宠字伯通，其“父宏，哀帝时为渔阳太守”，在边境颇有威名，因为不附王莽被杀。彭宠曾为郡吏，王莽地皇年间，为大司空元士，跟随王邑镇压过反莽义军。后来听说自己的弟弟在义军中做事，害怕受到牵连，就与同乡吴汉逃亡到渔阳。三人俱是同乡，相见后很是欢喜，韩鸿“即拜宠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后汉书·王刘张李彭卢列传》），而对于另一个老乡吴汉，任为安乐（今北京顺义）县令。这样，渔阳就算是归顺了更始政权。

　　从这两个例子不难看出，更始朝廷的基层政权更替工作，是极其简单和十分粗糙的。这就给日后刘秀贰于更始独立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日期：2017-01-27 21:10:19
　　尽管更始朝廷“分遣使者徇郡国”建立地方基层政权的工作缺陷很多，但在“人心思汉”潮流的主导之下，人们似乎还是认可更始皇帝刘玄的汉统地位的。特别是更始军攻入长安推翻新莽的事实，使百姓对更始政权不能不刮目相看。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与更始军几乎同样重要的另一支农民军赤眉归降了更始政权。史书记载了其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