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错把我当作刑事犯罪嫌疑人抓起来不说，不但不认错，为了掩盖他们的错抓，释放我的时候还给我一个取保候审的尾巴，这是检察院第二宗违法行为。
　　第三　为了掩盖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在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把我的材料送到起诉科，让起诉科起诉我，从而达到把我送进法院判决的目的。这是他们第三宗违法行为。
　　因为我不懂法，当时对检察院这三宗违法行为一无所知，由着个别检察官们胡乱执法，而作为检察院起诉科的仇科长他是清楚的，检察院他的同事这样接二连三，用违法手段对付一个无辜的公民，是极端错误的，他不能在我面前指责他的同事，但又同情我毫无人身保障的遭遇，所以他只能委婉地规劝我还是离开中国的好。由于仇科长给我注销了取保候审，所以这时我能出国了。
　　连官方人士都让我离开中国，我心里非常郁闷，中国不能待了？回家跟丽丽一说，丽丽也很郁闷，她说在中国土地上，像我这样先富起来的个体户，麻烦肯定多多，“听说”两个字，就可以警车手铐的把你抓起来，以后还不知道还会用这个那个毫无证据的“听说”罪名来抓你。像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还不如到国外去发展。我想想也是，我做了这么几年生意，不偷、不抢、不赌、不嫖、不贩毒、吸丨毒丨，明明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可公、检、法都派人抓过我，一句“听说”，就警车呜呜警灯闪烁的闯进弄堂，在周围邻居的众目睽睽下，将我用手铐铐着押上警车，谁会相信我李明伟是无罪的？做人的面子连夹里一并丢得干干净净；而无罪释放时，什么表示也没有，就让你自己悄悄回家，公检法又没说给我放鞭炮销案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或者至少向大家解释我李明伟是清白无辜，他们抓错了。人要脸，树要皮，没有尊严，没有保障，提心吊胆的不知道哪天会被铐被抓，纵然有钱，这日子过的又有什么味道。这样一想我真正伤透心，既然枪打出头鸟，那我这个出头鸟还是赶快走了的好。丽丽的表哥在加拿大，他回国时，也劝我们夫妻到加拿大去发展。

　　当时正值９０年的下半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中国抱敌视态度，认为中国没有人权。像澳大利亚、美国、丹麦等国家，当时中国的学生到他们那里避难，只要申请，就可当难民处理。总之移民政策很大程度地向中国人开放。我觉得此时正是出国的机会。我母亲这时年纪大了，于是我把孩子交给我一个相熟的女朋友王吉，支付她一大笔金额的生活费，帮我带好孩子。
　　为了出国，我把服装厂以几十万元的价格卖给复旦大学，把挂靠在振华公司的装修队所有的钱提了出来，又把柳林路的门市部盘掉，总共凑了一百九十八万，把这些钱用自带汇票的方式汇到深圳，然后我们夫妻俩到深圳寻找出国机会。
　　到了深圳后，我每天就在茶馆或者港式餐饮店里坐坐，想结识一些有用的朋友。一个月后，我认识了中国银行沙头角支行一位于姓的北方人。我坦率的告诉他我想出国，但出国携带的金额当时海关有规定，最多只能带五千美元，问他有什么办法让我把近两百万人民币带出去？他给我出了个主意，先用少量的港币在中国银行沙头角他的支行开个户头，然后再到外汇交易市场把人民币统统换成港币，再把港币统统存进我开的户头上，然后找一家香港公司签订一张我要去香港购物的协议。为了怕给香港有关部门吃掉我汇去的钱，我还是采用了自带汇票的方式。一百九十八万元人民币换成港币是二百多万港币。就这样，我们带了二百多万港币的自带汇票去了香港。

　　在巍峨的香港银行门口，我们俩都有些惴惴不安。我对丽丽说，我进去，你站在门口，如果我在里面出了事，或者被抓起来，你就赶快逃，免得一网打尽。说实在的，我在国内是被抓怕了。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银行，向柜台里的先生递上了护照和汇票，心里默默的想，他如果问这个，我该如何回答，问我那个，我又该如何回答，谁知柜台里的先生拿了汇票，朝护照和我各瞟了一眼，一句也不说，干脆利落地把两百多万港币直接递给我。当时港币的最大面额是一千元，两百多万港币就是扎得紧紧的两捆钱，我接过两捆港币，放在提包里，心里那个开心啊，只觉得香港真好，香港真好。我在国内被无缘无故的抓了那么多次，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心想要是在国内银行取那么大一笔钱，先要预约，在预约的几天里，也许就会调查这个人哪来那么多钱，取出这些钱干什么用？甚至会问钱从哪来的？没有半天的盘问是拿不到钱的，弄得不好，甚至还会请进派出所去说说清楚。现在我轻而易举的拿到了两百多万港币，我在香港的生活不成问题。我飞跑出了银行，欢快地告诉丽丽钱拿到了，我们国内的财产统统转移出来了。有了两百多万港币，我顿时感到财大气粗，高高兴兴地带了丽丽去浅水湾看新建的样板房。哇呀，两千万一套。原来，两百万港币在在香港实在算不了什么。当时香港员工的工资，普遍是八千至一万港币，而那时大陆员工的工资是一百多元。几百元是很少的。真是不出来不知道，两地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