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皇甫嵩与王国在陈仓相持期间，原信都令阎忠前来游说皇甫嵩拥兵自立。阎忠先从皇甫嵩功高震主的危险性说起，以韩信的遭遇提醒皇甫嵩有性命之忧，希望以此激起皇甫嵩的反叛之心。这是说客的技巧，可以忽略不计。但紧接着说的一番话则一针见血地描述出当时的社会状态。他说：“朽木不可雕，衰世难以辅佐。若要想辅佐衰败的世道，雕刻腐朽的木头，这就象往上坡推石滚，顶风行船，岂是那么容易的吗？况且如今宦官狼狈为奸，专权乱政。你在昏君之下难以久居，你有不赏之功，别人也会嫉妒诋毁你，不早点想办法图谋大事的话，你会后悔无及。”皇甫嵩是个愚忠之人，自然不会听从阎忠的劝告。

　　不光是阎忠这样劝告皇甫嵩。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长史梁衍都劝过，可惜皇甫嵩未能听从。其最终也未能挽救朝廷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局面，自己的老命还差点被董卓拿走。
　　这样的朝廷有什么可忠的呢？还不如反了吧！
　　汉末社会上下，体制内外，都对以灵帝为首的朝廷失去了信心，人心思变，废史立牧只是加速了皇权的衰弱和领土的分裂，导致了汉末群雄割据的格局。
　　日期：2017-04-21 13:49:15
　　老朋友好。皇甫嵩要造反是很容易的，宦官乱政给了他许多造反的理由，他只是不愿意造反而已。秦汉以来，除了宗室造反如汉七国之乱等，体制内官员造反的几乎没有。这和君权神授的思想观念有关，都认为天命有归，天子不是自己可以争取来的，而是天授予的。包括曹操几乎已经等同于天子了，还是不敢称帝。所以要叫体制内的人明目张胆地造反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时的皇甫嵩，稍后的朱儁，只要皇帝一道诏书，就乖乖地放弃兵权入朝待宰。真正敢造反的是袁绍，而袁绍也是在认为自己是土德，应该代替汉朝火德的天命意识的思想前提和董卓废少立献不合法的现实基础上才敢于造反的。这和曹丕篡汉后，拼命地证实曹姓是土德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确实如您所说，皇甫嵩造反容易，但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虽然皇甫嵩拥有数万汉军主力野战军，朝廷勤王令一下，很快就能集中优势兵力征讨，朱儁、卢植等名将仍在。皇甫嵩能够做到的最大程度就是割据一时而已。

　　在下以为皇甫嵩不如反了，是从其后面的凄惨结局相比，与其窝囊而死，不如放手一博。
　　日期：2017-04-21 18:14:57
　　第二章　 夺嫡之争
　　——外戚与宦官争权
　　凉州之乱成为汉帝国心腹之患，为尽快平定这次叛乱，灵帝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五月，以征西为名组建西园军，设立西园八校尉：
　　上军校尉－－－小黄门·蹇硕；
　　中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
　　下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
　　典军校尉－－－议郎·曹操；
　　助军左校尉－－赵融；

　　助军右校尉－－冯芳；
　　左校尉－－－－谏议大夫·夏牟；
　　右校尉－－－－淳于琼。（八校尉人员及称谓有不同的版本）
　　八校尉以蹇硕为帅，大将军何进也在其下。宦官成为朝廷最高军事长官。
　　十月，灵帝建造长乐观，在里面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自称“无上将军”，持剑骑马检阅八校尉所属各军。（明正德皇帝是学的他吗？）还自鸣得意地在讨虏校尉盖勋面前炫耀，结果被盖勋直接指斥为“黩武”，自讨没趣。（不敢出军抗敌，只在国人面前耀武扬威，再盛大的阅兵仪式都是劳民伤财的摆设）
　　188年陈仓之战后，战败的王国被韩遂、马腾废黜，二人推举原信都令阎忠为帅。阎忠内心不愿，忧愤而死。凉州叛军一时群龙无首，这似乎给帝国的平叛大事带来了转机，谁知灵帝却一病不起，平叛之事只能暂时中止。
　　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十一日（公元5月13日），洛阳皇宫，南宫嘉德殿，病入膏肓的皇帝刘宏奄奄一息地躺在御榻上，殿内只有小黄门、上军校尉蹇硕陪侍。刘宏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对蹇硕嘱以后事，让其扶立小王子刘协继位为帝。说完后黯然去世，享年33岁。
　　日期：2017-04-24 18:05:58
　　如果根据史书记载的话，中国历朝历代的末代皇帝除了傀儡外，都不是好东西。这些皇帝的谥号也多是恶谥，哀、殇、炀、幽、灵等，人性阴暗面中所有的残暴荒淫似乎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有那么一二个还可以理解，如果无一例外的如此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试着分析一下，完了再接着讲故事，喜欢听故事的看官可以歇一歇，喝口茶抽支烟。
　　先确定一个前提，是河南大学王立群先生的观点，自秦始皇开创皇权专制体制以来，一直到清宣统皇帝退位，其间所有的皇帝都是暴君，区别仅仅是残暴的程度不同而已。这点很重要，千万不要被那些什么明君、仁君的赞歌唱昏了头，皇权专制体制下产生不出什么明君、仁君的。唐太宗是明君吧，杀兄、射弟、逼父。康熙是仁君吧，大起文字狱，杀起汉人来眼都不眨一下。

　　其一，末代皇帝，都是身处朝代衰竭期。短则几十年，长则上百年本朝历史的所有矛盾和弊端都集中在这个时期，积重难返，要靠一己之力来力挽狂澜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明崇祯皇帝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崇祯谥号烈，还不是恶谥，除了崇祯本人还不算太坏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清朝要收买汉人人心）帝国要垮，人心已散，内贼蜂起，外寇又来，怎么办？只有严刑峻法，重税重赋，挖肉补疮来尽力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因此形成恶性循环，加快了朝代的灭亡。而所有这些恶政、恶果、恶名都落在了末代皇帝身上。

　　其二，就是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那句话——“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新的朝代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一个最简便有效的方法就是抹黑前一个朝代。这在中国古代史中屡见不鲜。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多数是武装夺取政权，而不是合法继承。胜利者为了凸显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就必须把对方说成是非正义的一方，让自己武装夺权的行为变得合理合法。而中国古代修史的一贯做法是胜利者一方政权稳固后，派本朝大臣领衔，集中已经归化本朝的文人来写。谁敢指责本朝的不是？坏人只能由前朝最后一个皇帝来当咯。就算隋炀帝和唐太宗是亲戚，父辈还同朝为臣，一个圈子里的人，尽管知道唐玄宗时仍在用着隋朝留下来的钱粮，尽管国家人口和财政收入仍然比不过隋朝，但还是要把隋炀帝说成一个大大的坏人，而且是坏透了。（当然，隋炀帝不是好人，但不至于像唐朝人包括今天还有人说的那么坏）

　　其三，皇帝看上去是个很风光的职业，（说皇帝是个职业的话是皇帝自己说的。1931年，文绣与清逊帝溥仪上法院离婚，登记表中有“职业”一栏，溥仪思索了半天，填了个“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莫不生杀予夺，何其快哉。但是，也是一个最危险的职业，随时得提防着有人谋反，把自己从皇帝宝座上拉下来。中国没有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体制，也没有欧洲只能由具有王室血统的人才能当国王的规矩。中国的皇帝是随机性的，就是所谓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是由中国君权天授的理论体系所决定的。天选择有德的人来做皇帝，“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没有其他的条件，只要有德就行。如果皇天认为你无德了，就另外辅佐一位有德的来代替你。所以人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当皇帝，泥腿子陈胜就可以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历朝历代的农民民变也都是以推翻现在的皇帝，由自己取而代之为终极目标。在中国古代没有为改革体制而兴的民变，造反都是为了当皇帝。新的朝代建立初期，皇帝大多会与民休养生息，制定许多轻赋减徭，还利于民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疗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生产，促进人口增长。再加上开国君主一般都比较开明，有威望，能够凝聚社会各阶层齐心协力开发社会生产力。这也是各个朝代的所谓盛世都出现在初期的原因。到了末代就尾大不掉积重难返了。皇帝耽于享乐，官吏忙于贪腐，土豪乐于兼并土地。官场腐败，社会黑暗，以至于民不聊生，铤而走险。历史又由此进入一次新的循环。这个时期的皇帝最难做，干啥啥不成，还得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保住自己的位置，会身不由己地自动开启亲小人远贤臣，荒淫残暴的昏君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