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后来又去拜访王弼，见王弼正在注解《老子》，何晏正好刚做了部《老子注》，一见了王弼的注解，不觉神伏说：“像这样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天人之际呀！”于是把自己的《老子注》改名《道德论》，表示不敢和王弼争。
　　那么小小年纪一个王弼如何让这么多人心甘情愿拜服脚下呢？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王弼把准了时代的脉搏，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解经工具，在解经时切入了本末体用，也就是说他用本末体用的手术刀来解经。
　　而何晏的解经工具当时还是不够先进，明显显得滞重，不如王弼的空灵。
　　本末体用是什么，就是把你手头的材料切割开来，看看哪头是本，末在哪里；哪段是体，它的作用是什么。
　　魏晋玄学之初王弼、何晏等人手头材料最现成的是“有”和“无”，这是老子谈过的，于是他们就拿着“有无”和“本末体用”套开了，由于他们“以无为本”，所以被人称为“贵无”派。这里边玩得最溜的是王弼。
　　有人问王弼说：“老子一个劲儿地说‘无’是万物所依靠的，而孔子圣人却不肯谈论‘无’，这是为何呢？”

　　王弼说：“孔子认为他们儒家不缺无（无是本体)，所以言必及有。老庄认为他们道家家里不缺有，所以常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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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弼这话很乖，他并没有得罪孔子，却给儒家塞进了无。也没有贬低老庄，还给道家插进了有，证明了他的谈玄说无是自然而然的。这在当时吸引了众多粉丝，一些粉丝把他这句话转贴了出去，流传开来，直到今天。
　　“有无”二字是玄学的重要话题，若有若无那才是玄境。老子在他的书中，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谈有说无，说：“无是天地的开始，有是万物的母亲，无是用来观妙的，有是用来观窍的，这两个都是玄。”
　　可见谈玄首先不能离开有无。有无是打开玄境的正反两面镜子。如果给玄学盖个纪念馆，它的正门上挂的一副对联可借用贾宝玉游太虚幻境时看到的那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让你在参观时也会啧啧叹息两句。
　　进入正门，你会看到里边有许多殿堂，有“本末”堂、“体用”殿、“一多”室、“动静”房、“言意”阁、“名理”亭，“性情”屋，最后是“名教与自然”纪念碑。

　　喜欢思辨的朋友可在此多停留一会儿。
　　本末在王弼的玄学话语中是主张以无为本，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循“崇本息末”的大方向。
　　体用在王弼的玄学话语中是主张以无为体，以无为用，体用如一（注意王弼不是以有为用，他认为“有”要想有利，必须以无为用)。　
　　一多在王弼的玄学话语中是主张以一统众，因为他是贵无的，多了没用，只能以“一”为体了（万物无形，其归一也)。
　　动静在玄学家看来静就是无，是本，动只是静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末。凡动都起于静，万物虽动，最后还得归于静。静能制动，静是体，动自然是用了，不动连饭都吃不到嘴里。
　　言意之辨是探讨所说的话和话中意思的关系问题。《周易》、庄子主张“言不尽意”，王弼大力倡导“得意忘言”，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把握住言意之辨才是高人呀，别整天叨叨起来没完。
　　名理中的名是名称，理是内涵，看一个事物不能只说它的名分，还要分析分析它内在的道理，辨名析理是魏晋玄学的拿手功课，玄学的名理亭中经常高朋满座，麈（zhǔ)尾乱飞（麈尾是玄学家清谈时手里拿的一种类似拂尘的道具，隐喻要像大鹿摇尾巴指挥鹿群一样领袖群伦)。
　　性情的关系是情生于性，王弼主张“性其情”，对情来说，性是本，是体，性静情动（这个应该好理解，搞对象都是我们的情感在蠢蠢欲动)。
　　最后的“名教和自然”纪念碑，这是嵇康同志流血的地方，我们以后再讲。

　　这里我们还是先到纪念馆两侧，看看这里的玄学人物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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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廊前边最显眼的就是何晏、王弼。
　　王弼是建安七子王粲的侄孙。王粲在汉末动乱时跑到荆州刘表那里避难，可刘表并没有重用他，他写了篇著名的《登楼赋》抒发心中的郁闷。王粲登楼后来成了一段典故，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名。
　　自从王粲登楼后，唐朝又有姓王的两位名人登楼，登的是让人家喻户晓，一个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他给鹳雀楼贴的标签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另一个是王勃的登滕王阁，他给滕王阁贴的标签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都挺不错。
　　王粲给荆州城楼贴的标签听起来有点沮丧，是“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于少留”，意思是又不是俺家，再好有什么用。曹操的军队打到荆州时，王粲竭力主张投降（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受到曹操的大力表扬。

　　王粲归属了曹操，成了曹家文学社的一名重要成员，在建安七子中文采出众。
　　王粲死后，在追悼会上，曹丕对同来吊丧的客人发了个倡议说：“王粲好学驴鸣，我们各作一声驴叫来送送他。”于是大家都一个个像驴一样叫了一声，作为告别。
　　这事到现在都让人整不明白，曹丕是不是在恶搞。他当时还不是皇帝，但也不是个恶少。他这么做，往好听点想，只能说是思想解放的先声。
　　跟着这么随和的领导，想不潇洒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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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晏注老子不如王弼，拱手相让。不过何部长凭借着人力资源优势，主持编著了本《论语集解》，把前人注解《论语》的观点集合起来，择善而从，加以己说，首创了注释中的集解体，只是有时用道家观点解儒家，有点儿穿帮。
　　这在汉代那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师法、家法非常严厉。可到了曹魏时，那可就不一样了。从曹丕让人学驴叫送王粲时起，就启示了后来的正始之音。人们都喜欢这种穿越、这种戏说。汉代经学实在是太死板，太琐碎了，发展到后来，解一句经要用几万字来说清。看惯了汉代经学样板戏，一碰上曹魏玄学大片，没有不上瘾的。

　　正始之音中的“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用过的年号，共九年（240—249年)，这是曹魏走下坡路的开始，何晏、王弼就在这个时代登上玄谈舞台。
　　名士风流，开始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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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士王弼还干了一件国学史上的大事，那就是注《周易》。
　　他注《周易》的办法是别人没有干过的，那就是“黜象生义”，抛开《易》中的卦画象数，只阐释其中的义理。
　　比如《周易•说卦》中说：“乾卦为天，为马。坤卦为地，为牛”把乾取像为天、马，坤取像为地、牛。
　　到了王弼这儿，他说：“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
　　意思是只要说清义理就行了，管你什么牛头马面，驴鬼蛇神，统统打倒。
　　汉代以来解《易》，用阴阳五行思想说《易》，弄出了什么“卦气”、“爻辰”（用六爻与十二辰相配合)、纳甲（用八卦与十干、五行、五方相配合)、“消息”等等等等，真是个阴阳五行数字大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