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10-19 11:02:24
　　1996年安阳出土牛肩胛骨卜辞，上有两组数字，分别为“一一六六一五”、“六八八八六六”，学者多认为这就是数字卦，并由此推论重卦并非始自周文王。
　　日期：2017-10-19 11:49:41
　　其实除了太史公的这种说法，在古籍《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里还有另一个纣王为何释放文王的说法。这说法是：姬昌被纣王囚禁后，诸侯都跟着一起来坐牢（“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王觉得犯了众怒，于是释放了文王。但是这种说法，显然比太史公的说法更不靠谱—姬昌作为一方诸侯、一介臣子，越得人心，纣王岂不是越不放心？那岂不是更放不得了！

　　上面两种说法都难以解释纣王为啥肯放姬昌，于是三国西晋时的史学家、同时又是医学家的皇甫谧，又在他写的《帝王世纪》一书里加了点猛料。
　　《帝王世纪》一书中说，纣王囚禁姬昌后，姬昌的长子伯邑考，主动来到商朝请求做人质，希望纣王放了自己父亲。结果纣王却把伯邑考给烹杀了，也就是给煮了，并做成人肉羹，赐给姬昌吃。古人都信圣人能未卜先知，所以纣王赐羹前对身边的人说：“如果姬昌真是圣人，就不会吃他自己儿子。”结果姬昌不知是没看出这是自己儿子的肉，还是装着不知道，愣把这人肉羹给喝了。这下纣王高兴坏了，说：“谁说姬昌是什么圣人？他吃了自己儿子肉做的羹都不知道哩！”按《帝王世纪》的说法，纣王是觉得已经证实姬昌不是啥圣人，威胁不了商朝天下，才在得了财宝美女后顺水推舟，放了他。

　　不过，这种文王吃伯邑考肉羹的故事出现得较晚（西晋距离纣王时期足足有近1300年），可信度显然更低，这说法也不可能是纣王释放姬昌的深层次原因。话说在比《帝王世纪》早三百余年的《史记》中，只提到姬昌的长子伯邑考早死，但没提具体原因。更早的《左传》中，东周大臣富辰在历数“文昭十六国”时，也没有提到伯邑考或其后代的封国，显然伯邑考去世时还没有子嗣。因此笔者认为伯邑考应该在十余岁的少年时期就早早夭亡，而且死因与商朝无关，可能是在周国因病亡故。伯邑考夭亡时，姬昌应该还没有被纣王囚禁的羑里。

　　日期：2017-10-19 16:34:21
　　那纣王释放姬昌，除了周人走费仲的后门、献宝讨好纣王，到底还有什么原因呢？传世古籍中没有其他说法了，好在我们现代人很幸运，能看到很多太史公司马迁都看不到的上古资料，那就是出土的先秦竹书、帛书。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得到一批流散在文物市场上的战国楚简，世称“上博简”。“上博简”中有一篇早已经失传的古文《容成氏》，里面就讲到了纣王释放姬昌的不为人知的原因。

　　《容成氏》云：因为纣王失德，有九国叛商（还具体说分别是丰、镐、郍、石、邘、鹿、黎、崇、密须这九国）。被囚禁的文王听说后，立即表态：“虽然君王无道，臣子能因此不侍奉吗？虽然父亲无道，儿子能因此不侍奉吗？天子是能反的吗？”纣王听说了文王严申君臣大义的这番话，就把他从牢房里提了出来，并问他道：“你能让这九国归顺朝廷吗？”文王立即说“能”。于是纣王就让文王去降服这九国，让他们重新归顺商朝。

　　接着下面，《容成氏》一文就大讲文王如何“以德服人”，只用自己的文德就感召七国君主来降，并使不降的丰、镐二国百姓主动抛弃了自己的君主。
　　日期：2017-10-19 19:51:57
　　战国楚简《容成氏》，文曰：
　　文王闻之（九国叛商），曰：“唯（虽）君亡道，臣敢勿事乎？唯父亡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受（纣）闻之，乃出文王于…
　　日期：2017-10-19 20:25:36

　　战国楚简《容成氏》一文中，文王兵不血刃，只用文德就能摆平九国的故事，显然是后世儒家美化出来的。而且《容成氏》一文中提到的“叛商九国”中的一些国家，比如邘国、黎国、崇国，或者是商朝自己分封的同姓之国（邘国、黎国），或者是纣王宠臣之国（崇国），都是商朝的铁杆属国，它们当时也不会叛商；所以《容成氏》一文中说的“叛商九国”名单，其实可能是战国时的作者根据后来文王征伐的国家名字，凑在里面凑出来的。但是它前面提到的纣王释放姬昌的原因—让他替商朝平叛，倒是传世史书中未见的，而且很合乎情理，应该是真实的。

　　因此综合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笔者认为纣王释放姬昌的历史背景可能是这样的：纣王囚禁姬昌多年后，因为纣王内政外交处理不当，得罪了内部很多勋旧老臣，并导致外部很多同姓异姓诸侯叛商。前一节我们还提到，这时商朝与东夷的战争还再继续，牵制商人大量兵力。正在商王朝四处烽烟、内外交困、纣王大感头疼的时候，被囚于羑里城里的姬昌通过某种方式向纣王大表忠心，说自己愿意为纣王分忧，平息多国叛乱（古代“九”往往并不一定是指实数）。当然同时，周人多年来也不断向纣王孝敬大批珍宝，请求释放姬昌。纣王一看，得了，商朝这时也没有力量顾头又顾腚，不能既镇压东夷又讨平其他国家的叛乱，不如把姬昌放出去，让他去打那些叛商的诸侯国。反正不论谁输谁赢，都是削弱反商势力。于是纣王最终选择借坡下驴，释放了姬昌。

　　日期：2017-10-19 20:28:50
　　这种解释，正好又和《史记》后面的一段说辞对上了号。因为《史记》在“纣王得宝释姬昌”后面说，纣王不但放了姬昌，还封姬昌为“西伯”（西方诸侯之长），赐给他弓矢、斧钺这些象征着征杀权力的兵器，也就是给予姬昌以征杀大权（弓矢象征征讨之权，斧钺代表杀戮之权）。如果没见到《容成氏》一文，大家肯定会对纣王此举感到很突兀—如果纣王只是因为得到周国大臣献的宝物才答应放姬昌，那他放就放了，何必放了之后还主动给姬昌征伐之权？读了《容成氏》一文之后，我们就明白了，纣王之所以放姬昌，主要目的是让他为商朝平叛。那纣王放了姬昌以后还赐给他征伐之权，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当然从此以后，随着姬昌职级的升级（从周侯升级为西伯），我们对他的称呼也该升级了，下面我们就改称他为“西伯昌”。
　　日期：2017-10-19 22:40:25
　　16，西伯修德
　　《史记》云，纣王得了珍宝美女后一高兴，除了放了西伯昌并赐予他征伐大权，还一转脸把崇侯虎给卖了—他对西伯昌说，就是这家伙说你坏话，要我抓你的。不过真实的历史上，纣王是否真向西伯昌“出卖”过崇侯虎，显然是很可疑的，因为按史书的说法，这纣王可是绝顶聪明的人。退一步，假如纣王真的曾把崇侯虎“卖了”，恐怕也不是他一时“昏庸”、“犯傻”可以解释的。也许纣王是故意想让西伯昌去恨崇侯虎，让西伯昌即使想为坐牢7年报仇出气，也找崇侯虎报去，而不至于直接来找自己复仇，好以此缓解商朝的军事压力。

　　再说西伯昌被释放后，马上献出了今天陕西洛河以西的周人地盘给纣王做酬谢、表孝心。接着他还又上书，请求纣王废除残酷的炮烙之刑。纣王也顺水推舟地答应了。后世都说西伯昌此举既揭露了纣王的暴行，又为自己赢得了仁德的名声。但纣王纳谏，岂不也算是知错就改？谁说纣王一点不懂得收买人心？
　　日期：2017-10-19 23:09:37
　　回到故国的西伯昌，心里自然是百感交集。没有步父亲季历的后尘死在殷商，还能活着返回周原，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不过侥幸逃得性命的西伯昌，绝对不会因此就感激纣王，反而更坚定了他要为父亲和自己报仇、兴周灭商的决心。
　　当然表面上，西伯昌首先还得继续韬光养晦装孙子，来麻痹纣王。《淮南子·道应》篇说他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自毁节俭勤政的形象，故意在商人面前表现出一副看破人世、变得贪图享乐的样子—他用珍贵的玉石装饰房门，修筑了高大的灵台，并挑选美女歌姬，经常在灵台上奏乐玩乐。纣王知道后，大喜过望，说：“西伯昌终于改弦易辙，那我就没有什么担忧的了！”
　　至于私下里，西伯昌依然广施仁政，极力聚拢人心。
　　后世孟子在游说魏惠王的时候，这样形容西伯昌（文王）的仁政：“从前周文王治理西岐之地，农业税只收九分之一，做官的人能世代承袭俸禄（仕者世禄）；在关卡和市场上，只维持秩序，不征收赋税；任何人都能到湖泊捕鱼而不加禁止；犯法的人，只追究其本身，而不株连妻子儿女。鳏寡孤独的人，是世界上最穷苦而又无依靠的人，而文王施行仁政，一定最先考虑他们。”20世纪初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二战时期的罗斯福总统是他远房堂侄），曾说过一句名言：“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并不在于我们为那些家境富裕的人增添了多少财富，而要看我们是否为那些穷困贫寒的人提供了充足的生活保障。”看来，西伯昌（文王）在这方面的意识要比西奥多·罗斯福超前了3000多年啊！

　　吕不韦门客编的《吕氏春秋·孟冬纪》和北宋刘恕写的《资治通鉴外纪》里，还共同记载了这样一个表现文王仁义的故事：有一次西伯昌派人挖池塘，挖着挖着突然挖到一具枯骨。官吏报告西伯昌后，他连忙吩咐把这具枯骨换个地方好好安葬。官吏说，这不过是个无主的枯骨，埋他作甚？西伯昌则说：“我是一国之主，这枯骨也是周国的老百姓，我不就是他的主人吗？”坚持让人把这具枯骨安葬好。天下的人听说后，都极为感叹：“西伯的仁慈，都能惠及无主的枯骨，更何况是活人呢？”—这个故事，显然与《战国策》里面那个燕昭王“千金买骨”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