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二次来到山海关，对待祖大寿等辽将特别客气，平易近人，轻易不摆架子，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使得祖大寿等对孙承宗的戒备之心逐渐消除。孙承宗虽然受命恢复失地，但并不一味催促祖大寿等刻日进兵，而是静待时机成熟。老谋深算的孙阁老深知此时如果稍有急躁，就有可能激得祖大寿等对朝廷彻底绝望，认为崇祯是借孙承宗之手消灭辽军，从而铤而走险，使得前功尽弃。
　　因此，孙承宗在山海关上，表面显得闲静从容，经常招来祖大寿、何可纲、徐敷奏等在衙门或城楼上饮酒谈心。一有捷报，不论大小，孙承宗总是大张旗鼓的进行表彰，照例先是由祖大寿等上报斩首之数，然后孙承宗高坐大堂，命人将所斩首级一一呈上（现在看来非常残忍，在当时却是平常之事）由道臣、中军等逐个仔细查验，然后照实发放赏金花红。
　　按照规定，斩一级赏银五十两，可是限于当时财力，往往不能如数发给，一般给现银十两，有时只有二、三两，其余打欠条，等日后再给，或者赏给红布。颁赏之时，鼓乐大作，一派喜庆之气。
　　有一次颁赏之时，一名小校嫌赏银太薄（不给银子，只给红布） ，说他不稀罕这红布。孙承宗大怒说“这是朝廷封赏，尔竟敢恃功嫌薄”祖大寿在一旁，赶紧将这名大胆的小校轰了下去，搞得全场气氛尴尬。
　　崇祯三年三月初的一天，孙承宗正在衙门和茅元仪、徐敷奏、周文郁三名副将闲坐，午后忽然有兵部差官捧着圣旨而来，从督师衙门中门而进。孙承宗急忙向西跪下行五拜三叩大礼接旨，兵部差官并未打开宣读，而是直接交到孙承宗手中，孙承宗展开看完就揣到怀中，然后又向西磕头拜谢。差官见圣旨已经送到，匆匆告辞而出。
　　差官走后，孙承宗带有几分神秘的向三位副将说“圣上密旨宣谕，孙某以衰朽之年，何以仰答万一”，三副将听了，虽不知其中奥妙，但本能的被孙阁老圣眷之隆唬得一愣一愣的。
　　孙承宗接着以感激又带敬佩的口气说道“其中意在言外，相与商榷，犹如家人父子，然无非灭虏至意，必借群策群力，方能仰答圣恩。”说到此处，顿了一顿，神情若有所思，又说“此密旨出自圣衷，诸臣皆不知晓，似此缜密，真豪杰圣主也！”
　　究竟是何密旨，能让满朝文武俱不知晓，单单传给孙承宗呢？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密旨的内容和袁崇焕有关，应该是崇祯把他对袁崇焕的态度给孙承宗有所交底，而从孙承宗不把密旨内容向辽将传达来看，这个态度绝不是宽恕。
　　日期：2017-10-15 22:24:51
　　与孙承宗在山海关上的散淡不同，崇祯朝新任兵部尚书梁廷栋很忙，但忙的很开心甚至得意。
　　梁廷栋，河南鄢陵人，明史无字，时人有时称呼其为梁大胸。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和袁崇焕是同年，那一科出了很多风云人物，除了他们二人之外，还有日后的七省督师孙传庭、内阁首辅刘宇亮。
　　天启末年，魏忠贤气焰熏天，时任浙江巡抚播妆祯，以“公请建祠”为由，奏请朝廷请为魏忠贤建生祠。天启皇帝欣然批准，并赐名“普德”。随后，各省督抚纷纷效仿，争先恐后为九千岁加盖生祠，其中蓟辽总督阎鸣泰一个人就盖了七所，夺得冠军。建好生祠，九千岁的金身立好，各级官员都去参拜，梁廷栋却坚持不去，显示了难得的风骨，最后辞官回乡。
　　崇祯元年，梁廷栋复出，任职关内道。也许是上天安排，和袁崇焕开始共事。袁崇焕是辽东督师，挂兵部尚书，手握雄兵十万，天下侧目。梁廷栋是关内道，挂从三品右参政，虽然是一榜进士，品级已差了三级，权力和影响力更不可同日而语。梁廷栋望着高高在上、叱咤风云的同年，有钦佩，更有嫉妒和羡慕。

　　梁廷栋能力不差，反应很快，不避事，性格自然强势，和同是强势性格的上司袁崇焕共事，难免产生摩擦。
　　崇祯二年三月，辽东边外蒙古地区大饥，朵颜首领束不的来向袁崇焕请求接济粮食。当时，很多蒙古部落已经归顺后金，束不的也去沈阳朝拜皇太极，和后金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察哈尔林丹汗。所以，很多人不同意借粮，梁廷栋也是其中之一。而袁崇焕力排众议，认为要从抗金大局出发，力主借粮。梁廷栋为此上疏朝廷，批评袁崇焕。　
　　兵部尚书王洽接到梁廷栋的奏疏，认为事关重大，立即上报崇祯，崇祯随后严旨申斥袁崇焕和蓟辽总督喻安性。袁崇焕不得不向皇帝做了解释，以袁崇焕刚强的性格，自然对梁廷栋此举甚为恼火，二人从此结下梁子。
　　不久，后金入犯，长驱直入。此时梁廷栋已经离开辽东，八九月间出任口北道（今河北宣化）。十一月初四，顺天巡抚王元雅自杀后，崇祯任命梁廷栋接任，从此，官运飞升。十二月，梁廷栋请求陛见得到批准，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御前召对之时，梁廷栋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对后金入犯以来的敌我形势、战略得失说的头头是道，崇祯大为满意，立即升为兵部尚书，文经略，全权负责对金斗争。

　　崇祯三年初，梁廷栋出京和马世龙在蓟州前线呆了几天，不久奉命回京，除了主持兵部工作外，袁崇焕的案子也落在他手中。

　　看见昔日风光无限的前上司如今成为阶下之囚，梁廷栋心中大是受用，而一月之内，自己由一个小小的道臣，一飞冲天，升为掌管天下兵马的兵部尚书，更是得意非凡。坐在兵部大堂之上，看着身前长过一丈，宽过三尺的花梨木大案上朱红木筒中的令旗令牌令箭，两旁毕恭毕敬侍立的侍郎、郎中、主事、司务，那份威严、那种荣耀让梁廷栋陶醉其中，甚至怀疑是不是在梦中。
　　对于袁崇焕，他不会手软。
　　袁崇焕下狱后，先是被关在锦衣卫北镇抚司，后因祖大寿东溃，待遇变好，转移到刑部。崇祯命锦衣卫都指挥刘侨负责查办此案。
　　刘侨奉命之后，先提审原兵部尚书王洽，王洽把他和袁崇焕往来书信一齐交出，但矢口否认和袁崇焕同谋斩杀毛文龙及同后金议和的罪名。刘侨转而审问袁崇焕，袁崇焕倒很痛快，把干系都一人担了下来，说和王洽无关。
　　袁崇焕交代，斩帅一事，是钱龙锡和王洽频频写书信给他，就如何处理毛文龙交换意见，他认为如果毛文龙能乖乖的接受节制，一切好说，如果拒不接受，他会使用断然措施，后来在双岛用尚方剑杀毛文龙是他一人所为，与钱王二人无关。至于与后金议和，是他主动与钱王二人商议，而二人并未明确同意。
　　汉语文化，博大精深，有些词汇沿用千年至今，但古今意义却大不相同。比如“锻炼”是现在人们经常怪在嘴上的一个词语。吃饱喝足，出去锻炼锻炼，意指活动身体。但在古代，锻炼却另有所指，它和活动身体毫不相关，而是和案件有关，往往又是冤案。是指一个人本来无罪，但有些人出于某种需要，多方捏造、罗织罪名，把无罪变为有罪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像铁匠打铁，无论多么坚硬的钢铁，在熊熊烈焰之下，经铁匠高举数十斤的铁锤狠命打砸，终会软化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