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对于刘备集团的贡献远不止此。他于公元208年年初建议刘琦远离荆州而赴江夏任职，其实也为刘备方面在赤壁战后争夺地盘时预备了足量的政治法码。
　　这实是让孙权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按照当时实际形成的政治规矩，荆州属于刘表父子。尽管刘表临终时把权力交给他的小儿子刘琮，但是刘琮归降了曹操，而曹操又是孙、刘双方共同的宿敌，那么刘琮在荆州的继承人地位就是孙权、刘备方面都不能予以承认的。能够代表荆州的只有公子刘琦。刘琦因此在战后被刘备表为荆州刺吏。这等于整场赤壁大战都是为了“刘琦的荆州”而战，刘备在战后占领江南四郡只不过是帮助刘琦收复失地而已。

　　孙权方面对于其中的周折虽然心知肚明，但是作为友军又无法撕破脸友，也就很难不屈从这样的政治规矩。赤壁战后，周瑜率东吴重兵在江陵与曹仁对坑，刘备却兵不血刃地收复了桂阳、零陵、长沙等江南四郡，然后在油江口与长江交汇的地方新建一个被称之为“公丨安丨”的新城。大概是公丨安丨这个地方太小，战略价值不高，刘备于是又借刘琦之名让孙权归还更具战略意义的南郡（行政中心在江陵，今湖北荆州）。

　　南郡是东吴军队几番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才从魏将曹仁手中夺得。但是刘备方面因为公子刘琦的存在而占据法理和道义高地，因为南郡本来是归属于荆州刺史刘琦。在历史上纷纷扬扬的“刘备借荆州”案，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诸葛亮设计保全了公子刘琦。因为刘琦的存在，孙权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让出南郡。孙权当时还有另有苦衷，如果他拒绝让出南郡给刘备，东吴方面就要单独对抗北方的曹操，从扬州到淮南、襄樊一线的漫长防线上的所有防御压力全部落到孙权身上。而刘备的荆南四郡与曹操势力之间隔着南郡和江夏，双方根本不搭界，刘备因而在防御曹军方面没有任何责任。孙权反而可能因此受到南北夹击而腹背受敌。

　　这一点鲁肃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只有他一个人力主把南郡让给刘备。孙权正是在这种无奈情况下只好以折衷方式把南郡拱手“借”给刘备。
　　史书记载曹操闻听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方作书，落笔於地”。曹操是个深有远见的战略家，以他对南方局势的判断，刘备一旦得到南郡，那么他将得到的就不仅仅是南郡。在刘备前面还有更为巨大的政治红利。
　　通过赤壁一战，流离失所了大半辈子的草根英雄刘备突然否极泰来、神机勃发，收荆南、建公丨安丨、借南郡，荆州各路人马纷纷投靠——远在庐江的雷续也率数万兵力来投。刘备一时声威大振。但是他的好运远未到此为止。他在荆州的治理刚刚开启，西边的益州又主动伸过来橄榄枝。

　　在益州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被归于是赤壁之战的连锁效应。益州牧刘璋早在曹操南下时便一再表示归顺。他先是派部将阴溥前来示好，曹操加封刘璋为振威将军，封他的哥哥刘瑁为平寇将军。紧接着又派别驾从事张肃前来慰问，送来大批物产表示敬意，其中包括三百名“叟兵”，叟兵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士兵，以作战勇猛著称。曹操这一次也很高兴，封张肃为广汉太守。等到曹操占领南郡，刘璋再次派别驾张松前来拜访。问题就出在这一次。

　　张松来到曹营的时候，正值赤壁战前。天下都在屏息关注荆州战局。当时所有方面都认为曹操势必将击溃孙刘联军，都在观望揣测着未来天下走势。胜券在握的曹操对于来自益州的第三位使者张松显得有些慢怠，也没有加封。这使张松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等到张松怀着失意情绪返回时，从赤壁传来令人震撼的消息，所向披麋、无敌于天下的曹操竟然在荆州江夏郡的赤壁一带被实力弱小的孙刘联军击败，溃不成军。张松因此在刘璋面前对曹操百般诋毁，说天下真正的英雄是刘备，刘备又是汉室宗亲、自家人。与其归顺曹操，还不如与刘备保持友好关系。

　　张松私下又和正不得意的法正合谋，共同串通刘备。益州地处险要，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天府之土，是刘备、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到“跨有荆、益”的重要战略区域。刘备在在赤壁战后还没有顾得上考虑下一步骤，益州方面首先由自己人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对刘备集团门户洞开。
　　日期：2017-11-29 10:16:58
　　赤壁战前，曹操几乎差一点就要统一天下了。诸葛亮因为在赤壁之战发挥了特殊的关键作用，使刘备集团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实现 “跨有荆、益”，实力大振。诸葛亮因而受到后人如潮般的赞誉。
　　河南南阳的武侯祠有一副对联写得好：“大业定三分，伊吕洵堪称伯仲；奇才真十倍，萧曹未许比经纶。”这副对联意在颂扬诸葛亮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他在开创蜀汉宏伟事业中所表现出的雄奇才华与之前最著名的政治家伊尹、姜子牙相媲美。

　　但是，对干对联里的“大业定三分”，历来有人提出不同理解。有人认为，在东汉末期历经董卓之乱、李傕郭汜之乱以及此后烽火连天的诸侯混战之后，作为大汉丞相的曹操东征西战、纵横驰骋，眼看就要完全统一天下了。就在这个关键节点，由于诸葛亮协助刘备以区区江夏一郡之力而成功撬动江东集团，孙刘联合，击溃曹军，使曹操一统天下的努力顷刻间化为泡影，分裂大格局隐然成型。有人因此质疑，诸葛亮究竟是矢志于兴复汉室的忠臣贤相，还是最终导致汉室天下完全陷入分裂的元凶？

　　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无论是即将平定南方但功败垂成的曹操集团，还是成功阻退曹操军队的孙刘联军，三方都有各自的法理基础和道义表述。
　　曹操方面声称“奉天子以令不臣”，其政治优势不言而喻，正像曹操在赤壁战前致信孙权时表述的那样：“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东吴方面的主战派和投降派对于曹操集团的政治定性出奇一致。用周瑜的话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主张归降的张昭也认为：“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因此东吴方面抗击曹操的政治逻辑也非常清晰：“为汉家除残去秽。”在政治上没有问题；而刘备方面既有匡扶汉室的明确政治目标，刘备本人也有“衣带诏”的政治优势。
　　总之，在赤壁之战中，北方曹操、东吴孙权和刘备集团尽管都有各自的政治图谋，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但他们同样以尊奉大汉天子、为汉室去除叛逆之名，自我标炳为正义之师。因此后人在评价、定位这场战争时往往着眼于三方政治领导人对于汉室的态度而陷于忠、逆之争。
　　但历史已经过去一千八百年。站在今天的角度检讨历史，在当时那种大动荡、大转型时期，对于近于衰亡的汉室政权的忠诚与否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政权既已到了衰亡关头，表明其自身存在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对于这样处于衰亡期的所谓正统政权，后人无法简单以忠奸而概论。所有新政权的确立都同时昭示着对前政权的逆叛。如果单纯以忠奸而概论，后世就无法评价历史。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所谓的天命正统其实也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汉室朝廷当时事实上已经无力主导天下局势，天子早已不是评判天下是非的最高裁决者。因此，曹操当年究竟是忠义勇威的大汉贤相还是谋逆自立的汉室逆臣，他到底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乃至刘备本人是否是在打着匡扶汉室之名而行封禅自立之实，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关于三国政治人物的是非评价不再取决于他们是否忠君、是否忠诚于徒有虚名的汉室政权，更重要的是看他们是否契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和民众愿望并担当相应的使命从而担负起相应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