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吴臣薛珝在报告里提到蜀汉方面“经其野，民皆菜色”，如果真实情形仅仅是这样，那么蜀汉的民生状况至少应该是不错的。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情况与当时比较，而应当对比当时的情况。由于缺乏基本的统计数据，评估三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民生状况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就现有的史料信息推断，蜀汉中后期的民生状况相比诸葛亮北伐时期要好一些，因为期间曾经有二十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经济生产应该得以全面恢复。如果与东吴和魏国相比，可以说蜀汉的民生状况是最好的，至少不比魏、吴两要更差。公元258年，吴主孙休下诏：“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这样说来，东吴方面有五口男丁的官吏家庭，竟然常有三人在外服役，而且还要照样缴纳限米，这连皇帝都感到过于苛重，因而下诏削减一人服役。官吏家庭尚且负担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那么普通民众的情况肯定会更糟。孙吴政权加到军民身上的苛重的徭役和赋税负担，更使广大军民喘不过气来，于是“父子相弃，叛者成行”。曹魏方面由于内外冲突不断，经济生产始终没有恢复，民生社会问题肯定比蜀、吴两方更要严重得多。

　　那么，现在回到前文提出的命题：
　　日期：2017-12-08 09:24:01
　　薛珝在报告里提到的“民皆菜色”应该也是实情——中国古代从来没有系统性地解决过民众温饱问题，即使在西汉文景之治期间，史料也时常出现“民有饥色”、“民多乏食”的记载。到东汉晚期至三国，由于低温粮食减产以及连年战乱，由此造成的局面已经远不止是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而是大规模的民众流亡与死难。据史料记载，两汉时常保持户1000多万、人口5000万，而到了三国时期，全国只有户百余万、口六七百万，户数、人口分别只相当于两汉时期的十分之一、七分之一。当时的情形，正如曹操在诗里写的那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因此，即使吴臣薛珝在出使蜀汉返回后写的报告真实反映了蜀汉政权基本情况，但这显然不是导致蜀军未能取得北伐胜利的关键原因。用现在的角度来看，蜀汉朝堂“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确实显得腐朽而了无生气。然而在当时的三国政治生态里加以比较，蜀汉方面的局面虽然已经不算清明但也绝不能说是糟糕透顶。因为在薛珝出使蜀汉的前一年（公元260年），北方刚刚发生成济弑君事件——司马昭的部下把皇帝都给杀了,已经远远不是政治腐朽的问题。这是曹魏方面的情况。东吴政治也好不到哪里，当时吴主孙休在位，但他也是于此前不久（公元258年）成功除掉权臣孙綝，这才结束长期的内讧与杀戮。但是吴主孙休过于宠信权臣濮阳兴和张布，致命东吴朝堂也是污烟彰气。

　　至于吴臣薛珝在报告里提到蜀汉方面“经其野，民皆菜色”，如果真实情形仅仅是这样，那么蜀汉的民生状况至少应该是不错的。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情况与当时比较，而应当对比当时的情况。由于缺乏基本的统计数据，评估三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民生状况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就现有的史料信息推断，蜀汉中后期的民生状况相比诸葛亮北伐时期要好一些，因为期间曾经有二十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经济生产应该得以全面恢复。如果与东吴和魏国相比，可以说蜀汉的民生状况是最好的，至少不比魏、吴两要更差。公元258年，吴主孙休下诏：“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这样说来，东吴方面有五口男丁的官吏家庭，竟然常有三人在外服役，而且还要照样缴纳限米，这连皇帝都感到过于苛重，因而下诏削减一人服役。官吏家庭尚且负担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那么普通民众的情况肯定会更糟。孙吴政权加到军民身上的苛重的徭役和赋税负担，更使广大军民喘不过气来，于是“父子相弃，叛者成行”。曹魏方面由于内外冲突不断，经济生产始终没有恢复，民生社会问题肯定比蜀、吴两方更要严重得多。

　　那么，现在回到前文提出的命题：
　　日期：2017-12-10 10:57:00
　　后主刘禅

　　蜀汉后主刘禅是“去演义化”难度最高、最难以还的人物。后主的小名阿斗是东方文化里的专用名词，特指那种昏聩愚蠢、不可救药的人，所谓“扶不起来的阿斗”。
　　诸葛亮去世的时候，后主刘禅已经年近三十，但是仍然没有任何当家理政的政治经验，更没有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心理准备。他在登极之前曾经有过短暂的代理国政经历。当时先主刘备在白帝城病重，丞相诸葛亮前去探视。离开成都时只能委托太子处理军政事务。在这一短暂时期，发生了汉嘉太守黄元叛乱事件。当时蜀军刚刚经过夷陵战败，成都后防空虚，叛军一度逼迫都城。摄政太子按照治中从事杨洪的建议，命令将军陈曶、郑绰带领太子卫队前去平叛，结果很快击败叛军，生擒了黄元。

　　诸葛亮去世得过于突然，他生前具有某种“过劳死”的症状，长期操劳、废寝忘食而营养不良，导致某些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他本人也决没有料到会走得如此突然。否则，依他那种谨慎周密的做事风格，决不会把数万将士置于两军交战的前沿阵地而他作为主帅撒手人寰。
　　后主得知丞相病重，即委派尚书仆射（尚书令的副职）李福代表朝廷前去探慰。朝廷方面显然没有料到丞相的病情恶化得如此之快，因此在李福临行前并未授权让他咨询后事。李福在返归途中考虑到了这一情况，于是又紧急折返回蜀军前线。诸葛亮这时候还算清醒，他说我知道你回来的意图。在我百年之后，可以让蒋琬接替我的位置，蒋琬之后可让费祎接手。

　　李福追问费祎之后怎么办，《资治通鉴》用了三个字：“亮不答。”
　　诸葛亮对于他所指定的接班人蒋琬的培养历练其实也没有到位。诸葛亮去世时，蒋琬的职务是留府长史、抚军将军，他长期留守成都，代表丞相处理一应政务，同时负责兵员征动和军需物资的后方保障。在他的周密统筹调度之下，蜀军北伐期间，后方总是能够源源不断把兵员、物资送达前线，因此深得丞相器重。但是蒋琬当时的职务只是“留府长史、抚军将军”，品秩还相对较低，资历、经验、声望等各方面条件都还不够成熟，临危受命得有些为时过早。

　　后主基本尊重了诸葛亮生前安排，把权力交给蒋琬并明确费祎作为后备人选。但他同时决定不再设置丞相职务，事实上取消了“外朝”的行政班子，而改以“内朝”官员大将军、尚书令等统领军政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