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见，日本根本不是一个一推即倒的弱敌，而是势均力敌的强劲对手。战争又充满了意外和不确定性，在彻底结束之前，没有人能够确保必然取得胜利。
　　日期：2018-03-02 21:07:41
　　一百多年前，清朝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两支装备精良的近代化海军，在黄海大东沟，进行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决战。

　　战前，国人普遍抱有乐观情绪，绝大多数人认为，此次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乃是“中国之福也”，要“捣其长崎”、“捣其神户”，要“剿灭日本，建立奇功”…
　　背负着国家和民族希望的北洋水师，将舰载救生艇抛入海中，怀着不胜即死之心踏入战场……
　　激战中，新式开花弹打光了，他们就用老式炮弹，老式炮弹打光了，就用实心教练弹，主炮炮弹打光了，“致远”号就一往无前撞向了敌舰“吉野”号……
　　他们还是打输了，5艘战舰沉没，“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战死，“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拒绝救援、与舰同沉，“超勇”号管带黄建勋拒绝救援、与舰同沉，“扬威”号管带林履中拒绝救援、与舰同沉，700余名官兵喋血黄海……
　　最后，他们覆灭了，水师提督丁汝昌自尽，“定远”号管带刘步蟾自尽，“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引咎自尽，继任管带杨用霖饮弹自尽，李鸿章的外甥、威海陆军指挥官张文宣自尽，所有总兵级将领全部以身殉国……
　　在黄海、在朝鲜、在辽东、在威海卫，无数军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却没能迎来胜利。
　　有这样忠诚勇敢的将士，我们为什么还会输？
　　这个锥心泣血的问题，直到一百多年后，依然振聋发聩。
　　日期：2018-03-04 10:58:49
　　八、大国崛起
　　历史上，每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之路，无不伴随着血与火的战争。
　　走上复兴征途的中国，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战争威胁。
　　很多人认为，如今的世界是一个高度开放、高度融合的经济共同体，各国经济有着深刻的相互嵌入性，堪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推论出彼此间的对抗不会上升到战争层面——这明摆着是两败俱伤的事。
　　他们所说的，与抵制日货恰有异曲同工之妙。一辆日本品牌小轿车，从发动机到轮胎都是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采购原材料、为中国工人提供就业岗位、为中国政府提供税收，然后再被中国人以“爱国”之名而砸掉，这是在“爱国”，还是在“损国”？
　　不过，仅仅从经济层面论证战争的不可能性太过于单薄。经济只是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生命、国家主权、国防战略、土地、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损失。倘若中国强盛到一定程度，即便我们啥也不图、啥也不做，存在的本身就是对老牌大国地缘政治利益和国际秩序分工的威胁。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用“广场协定”等小动作，硬生生打断了日本上升的势头，使得日本冲击第一梯队的梦想化为泡影；中国在过去20年遭遇了来自金融、贸易等方面各式各样的障碍、暗礁，当常规经济手段无法阻挡中国崛起时，战争必然成为最后的备选项。
　　下一场战争，很可能将是决定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实现统一的国运之战，也是老牌大国打压新兴强国的最后一招。出于地缘政治、出于领土争端、出于历史纠纷、出于现实利益，日本有相当大的概率会站到我们的对立面，而我们的潜在对手，并不仅仅日本而已。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将面临多个方向的联动挑战：在东海、黄渤海、朝鲜半岛方向，对日、韩；在台海方向，对台；在南海方向，对越、马、菲；在西藏方向，对印；在新疆方向，对以“东突”分子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以及在各个方向上，直面比这些国家地区捆绑起来还要强大的美国。
　　一个疑问横亘在我们面前，中国能不能打赢这样一场战争？

　　在明显力不如人的时候，我们选择了蛰伏发展，希望避免这样一场生灵涂炭又输面居多的战争。
　　所以，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们咬牙隐忍；2005年中日东海争端，我们保持克制；2012年“黄岩岛事件”、2014年“中建南事件”，对菲律宾、越南的不理性举动，我们坚持理性对待；2016年美国高调巡航南海、2017年印军跨越边境挑衅，我们始终“不打第一枪”……
　　“不打第一枪”本应是一句韬光养晦的政治口号，用来麻痹远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而中国人却出人意料地在各国面前公示了“不主动动武”的立场。于是，连周边的弱小邻国都窥探到中国的心理底线，在“不动武”的前提下屡屡挑衅，蚕食中国经济利益，甚至得寸进尺危及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为此，国家不得不对这句政治口号进行重新修正，先由外交部人员出面申明“小国不能欺负大国”，再由军方发声说“我们不打第一枪，但我们绝不让他们打第二枪”，一时，竟博得了满堂掌声。

　　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不打第一枪”已从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的以德服人，蜕变为周边小国争相“谋我”的作茧自缚。
　　兵者，诡道也。

　　中国人并非不懂得战争中先发制人、抢占先机的至关重要性。以仁厚应对狼性，这种新时代“友邦惊诧论”的背后，除了希冀占据道义制高点以外，也隐含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政治考量。
　　中国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心位置，也身处有核国家密集地带，是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地”。东北面和北面，是与中国有着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旧怨的俄罗斯，两国出于美国的强大军事政治压力，勉勉强强“背靠背”地走到了一起；西面是野心勃勃的印度，一心想要与中国争个高下，洗雪1962年战败之耻；南面是对中国崛起深感忧惧的东盟，其中印度尼西亚素有排华传统，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等与我国有领海纠纷，同文同种的新加坡对中华民族敌意甚浓；东面，是以美国、日本为主导，协同韩国、台湾构筑的岛链封锁线；东北面，曾经“同志加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也对我国深怀戒心、频频挑衅。在中国周边，已形成了一个“U”型包围圈，极大挤压了我国的战略回旋余地。而在中国东部沿海300公里以内，集结了全国人口的60%、大中城市的80%，创造了全国八成以上的GDP，防御力却十分脆弱，极易遭受战争重创。

　　不仅如此，我国军事力量建设也相对滞后。改革开放的前20年，国家将有限的资金集中用于发展经济，对军事建设的投入大幅度减少，军队不断被命令“要忍耐”。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国家甚至允许军队经商办企业，靠自我生血来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一时间，军队的各种企业、厂矿、宾馆、物业如雨后春笋般破茧而出，直接产生了“当官发大财、当兵熬日子”两种导向，高层的奢靡之风、腐败问题与底层官兵的经济困难、生活拮据并行，上下“两级”分化日趋明显，军队严重背离了自己的本职业务——战斗力建设。换言之，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之所以“不打第一枪”，是既不敢打、也打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