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3-16 22:13:14
　　死者已矣，活着的人还要直面残酷的现实。
　　面对错综复杂而又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咸丰的继承者们顾此失彼，光是理清头绪都用了许久，当机立断所作出的决策更有许多值得诟病之处。站在后人和旁观者的角度上细细梳理，可以看到19世纪中后期的清帝国正面临四大战略挑战，分别是中外关系的重构、传统威胁的偏移、民族斗争的延续、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逆转。
　　首先，是中外关系的重构。按照历代中原王朝的理念，中国是全世界的中心，帝国皇帝是“天下”共主，其余国家要么是愿意接受中华道德礼仪约束的藩属国，要么是不开化的“蛮夷”、“夷狄”，只能蜗居在边角旮旯里，心中对中华文明充满了无限敬仰和向慕之情。
　　基于这样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至19世纪末，中原帝国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建立完善了一整套对外交往规则，称为朝贡体系或宗藩体系。
　　在朝贡体系中，中原王朝是理所当然的主宰，各国承认中国的核心领导地位，接受中国的册封，定期对中国朝贡。宗主国只是一个名义，无权干涉各藩属国的内政、国防事务，看似重虚名而轻实利，但也确立了中原王朝独一无二的正统地位，构建了以汉字、儒家、佛学为核心的大中华文明圈，基本维护了中国和各藩属国之间的和平与秩序，是与西方外交制度并行于世的东方外交体系。
　　日期：2018-03-16 22:15:49
　　随着西方航海技术的进步，人类有史以来相互隔绝的状态逐步被打破，东西方文明开始接触、摩擦。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为了是否对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而与中方僵持不下。礼仪争端的背后，折射出中西文化观念的区别，双方都试图按本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准则行事，力图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对方。但是，近代欧洲国家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外交准则，与大清帝国等级制朝贡体系存在原则性冲突，堪称水火不相容。在清帝国看来，远隔万里的“蛮夷”居然想要让天朝平等相待，亵渎了至高无上的皇权，撬动了宗藩体系的基石，是完全无法容忍的。

　　外交上一再遭受挫折后，大英帝国认识到，两个强大帝国、两种成熟文明、两类价值观念的冲突，靠嘴皮子是讲不通的，最后必然要以武力论高下。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战败的清政府开始被迫、被动地与欧美列强发生外交关系。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清政府并没有树立近代外交的理念，没有设立国家性的外事部门，也不懂得互派对外使节等西方外交常识，而是从骨子里反感这种屈辱性的对外交往。有关中外交涉事务，中央政府往往交由地方督抚办理，一旦事件处理完即告一段落。督抚们也非常明白，自己的职责就是想方设法把矛盾问题摁下去，对外方提出的通商、修约、会面等要求要么推三阻四、要么哼哼哈哈不给个准话；在条约执行上，也搞了许多小动作，以各种借口拒不履约。如两广总督叶名琛，先后拒绝了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在广州城会面的正当申请，布尔布隆为了得到叶名琛的接见，在澳门足足等候了15个月，等来的还是叶总督因“公务繁忙”而无暇会面的婉拒。对于叶名琛这种死扛到底、不给皇帝添麻烦的做法，咸丰皇帝相当欣赏，认为他办事得力，“熟悉夷情，必能设法驾驭”，殊不知当时英法联军已磨刀霍霍，即将进攻广州了。

　　PS（说明）：咸丰皇帝对叶名琛的评价见《清实录》，大清文宗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十八：己卯。该督久任粤疆。熟悉夷情。必能设法驾驭。操纵得宜。勿贻后患。朕亦不为遥制。至江苏闽浙等处。上年业经谕令该督抚、密加防范。如有夷船驶至。控诉称冤。自当谕令仍回广东、听候查办也。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日期：2018-03-16 22:22:26
　　继续加更，补上昨天的~~
　　充斥大清朝野的，既有像叶名琛这样的太极拳高手，更多的对英法“蛮夷”持强硬立场的鹰派。两次鸦片战争中，自道光、咸丰皇帝以下，到负责具体交涉谈判的大臣，以及军事将领们，起初都卯足了劲，准备好好教训这些不知进退的洋鬼子。结果战事一开，无论是海战、陆战，还是正面对阵、迂回侧击，抑或埋伏、夜袭、守城，大清帝国都被“蛮夷”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战败的责任，并不能简单推给军事将领们。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总兵葛云飞、副都统海龄为代表的多位高级将领，亲赴一线，与英军面对面搏杀，在沙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就连后来饱受诟病的老将杨芳，也并不像传言中那样昏聩无能。
　　第一次鸦片战争，71岁的湖南提督杨芳临危受命，率部驰援被英军重重包围的广州。杨芳从军40多年，从小兵一直干到提督（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员、上将军衔)，是一位战功卓著、家喻户晓的名将，广州满城军民获悉他亲自前来平乱，欢欣鼓舞、士气大涨，认为消灭“蛮夷”指日可待。杨将军甫一抵达广州，迅速展开敌情侦察，很快发现了一个反常的战况：固定不动的清军炮台根本打不中敌人，而英军大炮安放在飘荡不定的舰船上，其命中率却比清军要高很多。

　　这种违背军事常识的现象，使久经沙场的杨将军陷入深思。经过严谨分析和审慎思考，他终于茅塞顿开：英舰上必有邪教妖人！面对妖法这种超自然力量，杨将军决定拿出灵异手段来应对。他四处搜罗妇女便盆，摆出杀手锏—马桶大阵，以木筏载之，破釜沉舟地冲向了敌舰，其结果自然是损失惨重，赔了马桶又折兵。
　　百年后，我们把杨芳的“马桶阵”引以为笑谈。殊不知，这位冷兵器战争经验丰富的将领面对英军超乎想象的强大战斗力，在朝廷再三催逼下也不肯出动主力与英军进行决战，最后迫于无奈，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选择了损失最小的“马桶阵”。
　　日期：2018-03-16 22:23:48
　　所以，当朝堂上还是一片喊打喊杀声时，前线指挥官奕山、奕经等人发现事不可为，迅速转成了主和派。道光皇帝也被连战连败的现实给打醒了，从“尽灭逆夷”、“断不准议和”的强硬派，蜕变为“与其兵连祸接，何如息事安民”的绥靖派。
　　无独有偶，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初始也坚决主战，结果一败于新河、再败于大沽、三败于天津、四败于八里桥，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当“蛮夷”兵临北京城，咸丰皇帝被迫离京“北狩”，天朝上国颜面扫地，皇权的威严荡然无存，对“蛮夷”由蔑视一转而化作敬畏。
　　自此以后，“蛮夷”的地位扶摇直上。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明确规定，中外文书往来，对外国人再也不得用贬义的“夷”来称呼，而是以“洋”替代。1862年，日本维新志士高杉晋作造访上海后，写了一篇《游清五录》，其中提到：“支那人尽为外国人之使役。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旁让道。实上海之地虽属支那，谓英法领地，又可也。”
　　为了更好地与“洋大人”打交道，清政府不得不放下已经端了数千年的架子，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涉外事务，建立京师同文馆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认真学习西方主导下的外交游戏规则，力图尽快融入国际社会，获得与列强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帝国还想保住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在被儒家文化长期熏陶影响的东亚、东南亚等地，小心翼翼地维持朝贡体制，与“去中国化”艰难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