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周劝降，与其说是对于蜀汉政权的彻底背弃，不如说是一个正统儒士对于天下归一的顽强坚守。后世很多人显然没有准确把握到这一点，因此千余年来不断有人对这种投降行径予以讥讽怒骂、鞭挞斥责。用东晋名士孙绰的话说：“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
　　晋代大史家孙盛也提出：“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则愤然痛斥：“人知冯道之恶，而不知谯周之为尤恶也…周之罪通于天矣，服上刑者唯周…”
　　更有后人把谯周与中国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最遭人痛恨的奸相秦桧相提并论，所谓：“宋无秦桧谁下金牌， 蜀有谯周惯修降表。”
　　其实，后人对于谯周的斥责，很多并不符合历史实情。像孙盛评：“亡礼希利，要冀微荣”，痛斥谯周不顾传统的礼仪廉耻而去逐求个人和家族的荣光私利；王夫之则评：“国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禄，”指责谯周劝降目的是为了取悦新主子，借以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禄。对此前文有述，谯周不是那种攀附权贵、卖主求荣的媚谄小人，更没有“亡礼希利，要冀微荣”“全其利禄”之行状。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在蜀汉覆灭的第二年（公元264年），曹魏权臣司马昭认为谯周有保全国家之功，封他为阳城亭侯，并诏令谯周前往洛阳任职。谯周不得不从，但走到汉中便因于疾病而停滞不前。到公元266年司马炎禅代曹魏自称皇帝后，再次让他到洛阳任职，谯周于第二年到达洛阳后便卧床不起，只是挂了个骑都尉的虚衔。他认为自己无功受禄，请求回到封地，但是没有得到晋廷准许。公元270年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但是因病无法参拜，到年底病逝，时年七十。

　　谯周去世后，晋廷赏赐“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十五万。”但他临终前便交代大儿子谯熙：“殡敛已毕，上还所赐。”谯周的三个儿子，长子谯熙、二子谯贤生平不详，小儿子谯同：“颇好周业,亦以忠笃质素为行,举孝廉,除锡令、东宫洗马,召不就。”应该说益州谯氏家族具有潜心诗书典藏、不计仕途经济的良好传统，都没有那种见利忘义、附炎趋势的品性。
　　从《三国志》里记载看，对于谯周劝降，陈寿本人也没有完全弄清其中的周折，因此只是简单交代一句：“刘氏无虞,一郡蒙赖,(谯)周之谋也。”严格来讲，这句开脱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十多年后吴主孙皓顽抗到底，江东孙氏照样“无虞”；益州地区更不是“一郡蒙赖”于谯周之谋，从此便平安无虞，而是很快发生血光之灾。陈寿在《三国志钟会传》里记载的情形是：“军众钞略，死丧狼籍，数日乃安集。”

　　《华阳国志》也有记载：“诸将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谋，烧成都东门，以袭杀会及维、张翼、后主太子等。军众抄掠，数日乃定。”《蜀记》则记载庞德之子庞会带后杀入成都的关府，将关羽家族悉数灭门，所谓：“庞德子会，随锺、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谯周劝降，因此又被罪加一等。其实，蜀汉覆灭后旋即发生的大屠杀、大混乱与谯周劝降没有任何关系。在事过千余年之后，后人方能穿透笼罩历史的烟雾迷障而准确还原其时真实情形。蜀汉投降及其后社会大混乱，根源在于蜀汉后期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混乱，这种思想上的大混乱最终致使蜀地士人对于政权的法理自信、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完全丧失。其直接后果是虽然时值“天下有变”，北方集团内部政变、叛乱起伏跌宕，社会局面纷乱如麻，各种矛盾和乱象蓄积到无以复回的地步，最终酿成震憾历史的成济弑君事件—他们连皇帝都杀了，站在儒家正统观点来看这已经暴虐凶惨、倒行逆施到无法无天的境地。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蜀地儒士们仍然从内心为北方政权大唱赞歌：伟大的魏国，你是那么的高尚巍峨，天下人都盼望着归心于你…

　　在孙盛看来，公元263年北方钟会、邓艾南下伐蜀，其时蜀汉后主刘禅尚能稳定局面，姜维、廖化等各部实力尚存，更有东吴方面的驰援，政权并没有到势必覆灭的最后时刻。他退一步提出，即使到了“国覆主灭，鱼县鸟窜”的最危急时刻，通过各种艰险卓绝不懈努力而最终实现“建功立事、康复社稷”，这在历史上也不在少数。蜀汉政权如果始终保持刘备、诸葛亮时代激昂向上、奋力进取的顽强意志，在“天下有变”而蜀地众志成城、戳心同力的局面下能否最终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与信念，这是个难以讨论的话题。但是反过来说，天下哪一个强大政权之建立不是历经千难万险甚至曾经遭受灭顶之灾？哪一个政权的开创者不是经历九死一生方才君临天下？用孙盛的说法：“向使怀苟存之计，纳谯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构，令名之可获哉？”—如果都抱着得过且过、苟且存在的思想，遇到些困难、挫折就举手投降了，怎么可能会有君临天下的江山社稷、千古功业？

　　蜀汉后期思想舆论的全面混乱已经注定政权的最终覆灭。谯周劝降，无非是抽掉了维系存在的最后一根稻草。思想舆论导向之正谬直接关联着政权和民众福祸，这是蜀汉覆灭的深刻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