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12-06　20:30:46

　　之六十一：逃罪之期
　　早晨看新闻，一则报道说1995年1月发生的一桩抢劫杀人案元凶被捕，距离该案的15年诉讼时效到期只剩下一个月，三名案犯都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这里所说的诉讼时效是刑法领域的，自案发之日起的一定期间内，司法机关倘若未能将犯人逮捕归案，就将丧失对其提起公诉的权利。此案还剩一个月并不算短，我似乎记得有仅剩数日而就擒的。同时，战后也有一些大案，因为过了诉讼时效而成为死案。最著名的怕是1984-1985年之间的“怪人21面相”投毒恐吓案，以威胁在食品中下毒令日本举国陷入不安，该案的刑事诉讼时效在2000年到期，民事诉讼时效择截至2005年。（值得补充的是，日本人跟风爱好下的此案“模仿犯”多达444件。）

　　诉讼时效的概念，中国法律也有，但似乎远远没有日本这么备受瞩目。特别是一些案件的时效截止期即将来临前夕，媒体往往要掀起热烈的讨论，甚至刊登资讯呼吁民众提供情报。一些受害者家属和民间团体会走上街头，一方面求助于人们发现线索以便破案，另一方面则要求修改或废除诉讼时效规定。我曾接到过受害青年父母散发的传单，目睹白发人的声泪俱下，确实教人动容。在舆论的压力下，自2005年起，日本政府将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期限作了大幅延长，如死刑犯罪从15年变为25年，无期徒刑犯罪从10年变为15年。目前，法务省在对民意的调查基础上，正在探讨废除死刑及重大案件的诉讼时效，如果正式推出，将是日本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变革。

　　不过，我从这个诉讼时效问题上联想到的，是日本人对罪案文学的喜爱与成就。日本官方在谈到诉讼时效话题的民众反响时说，人们对重大案件有“无论如何也想搞清楚真相”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另一端，大概也造就了推理小说的极度繁荣。
　　在日本但凡摆了一些书籍贩卖的地方，哪怕是车站上的小售货亭，总会看到题为“杀人事件”的小说。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惊诧：怎么到处都是“杀人事件”？实际上，这些小说的真正本质仅仅在于推理过程，有时几乎是纯粹抽象的逻辑思维演练。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谈到日本和英国推理文学“双壁”般的杰出表现，在我看来其间有所关联。以揭破罪案真相为核心的推理小说，最富魅力者是破获的过程，要求智力含量。而要想给一个罪案增加其破获的难度，就需要加大接近真相的种种障碍。简单地说，诉讼时效亦是一种障碍，时间上的障碍。15年，丨警丨察未能侦破，犯人就逍遥法外了。对前者，时效乃限时计似的催促；对后者，时效是熬过去就好的保险阀。近年来大为走红的推理作家东野圭吾，代表作《白夜行》就涉及到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个15年界限的存在，给故事增加了极大的张力。

　　岛国的地理环境，或是一种空间上的障碍。日本和英国都是人口密集、面积有限的岛国，和大陆国家相比，算得上相对封闭的空间，逃离脱罪的难度也就更大。侦破小说中，把案发地设定于火车、轮船、岛屿等特定空间内是常见手法，就为了增大空间障碍的密度。另外，日本和英国的社会环境，在人的层面上构成了第三维的障碍。概括而言，或可称之为秩序与伦理的相对保守。前面说过日本的杀人案中，亲族相残占极高比例，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也曾说过，在英伦三岛的数十年间“能够铭刻人心并长久流传的”之谋杀案，受害者大多是家庭内部成员。

　　那么，既然有诉讼时效的存在，接下来的课题自然就是如何能隐藏或逃亡直到期满。2009年的日本罪案新闻中，最为轰动的莫过于两年前涉嫌杀害英国女子林赛的市桥达也被捕。此人被警方用新干线从大阪押送到东京的那晚，东京车站简直是观者如堵，媒体记者拥挤到有人受伤的程度。他是2007年3月从千叶家中逃走，逃亡了两年多，其间多次整容。因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亲自出面向日本政府要求严查，日方把悬赏奖金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1000万日元。据说现在的问题是，这笔奖金是属于向警方通报嫌疑人来做手术的整形医院，还是揭露他在大阪建筑公司打工的土建业人士，抑或最后在大阪港发现他在等船的路人？

　　之六十二：萨长之争
　　和驻日使馆的吕参赞谈天时，听到他讲起某晚同夫人在街头散步，突然发现一所大宅外警力密布，马路另一侧则有些民众站在路边守候，恰巧此时，明仁天皇夫妇从宅子里走出。原来，天皇的妹妹嫁给了住在此地的岛津家后人，他是来探望妹妹的。说及皇室与岛津家的联姻，倒是有些故事。
　　岛津家的先祖，据说是所谓“渡来人”，即中国秦代以后航海来日的移民，自命为始皇帝后裔。在战国大名中，岛津家是萨摩藩，地域约属于今日之鹿儿岛县北部。萨摩藩是推动明治维新的两大主力之一，另一个是本州岛西南的长州藩（今日之山口县）。说萨长两藩缔造了日本的近代史，并不算太过分。迄今为止，小小的山口县出过八位首相（最近的是安倍晋三），鹿儿岛县出过三位（整个九州岛则一共九位，最近的是福冈的麻生太郎），东京算上新近承继祖业的鸠山也不过五位，所以，日本的西南部看似远僻，在政治史上的地位却是举足轻重的。然而，萨摩、长州虽然在倒幕、开国等一系列事件中携手，实际上矛盾深刻，亦对日本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萨摩向英国学习海军，长州以法国为榜样操练陆军，形成了海陆两大集团。明治时代，日本海军、陆军各有一位被神化的“军神”，海军是萨摩出身的东乡平八郎元帅，陆军是长州出身的乃木希典元帅。两大集团之间，围绕领导权产生了持久的纠纷，最有故事性的是1921年发生的“宫中某重大事件”。
　　当时的裕仁太子（后来的昭和天皇）准备和萨摩藩主岛津忠义的外孙女良子结婚，良子的哥哥在学校检查出色弱，长州出身的元老、陆军元勋山县有朋以担心良子是色盲为由，试图迫使良子家取消婚约。一般传闻认为，山县此举的真实动机是不愿皇室和萨摩势力的进一步接近，但遭到了皇室、其他元老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反对，结果未能实现，自身的威信反倒一落千丈，不久黯然去世。
　　经此一役，萨摩、长州两藩的心结更深，逐渐演变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在和平时期，两者的争执表现为互相压制对方的军费预算；在战争时期，这种争执的非理性一面更加变本加厉。闲来翻阅三野正洋所著《日本军的小失败研究》，提到日本海空军甚至在武器规格上各成规格，比如同样的20毫米机关炮，偏偏要把弹药设计得和对方不能通用。三野正洋说在战场上，海陆军彼此拆台阋墙的例子颇多，有损日军战力。这个现象，在日本战后的历史著作中表现极为明显。在对战争失败的反省和追究上，究竟是陆军还是海军的责任更大，俨然是数十年纷纭不休的公案。著名军史学家伊藤正德有《联合舰队的覆灭》一书，早些年出过中文版，堪称攻击陆军的集大成之作。伊藤认为，将日本推向全面战争的主要罪责在于陆军，陆军的盲目自大、战略短视，将国运绑上了战车；而海军的最大失误，只是未能有效制止陆军的愚蠢狂妄。这种说法显然是偏颇而狭隘的，不过却展现出了在日本史学界亦很常见的一个拿手招数：推卸责任并自圆其说。

　　今天看来，皇室和萨摩藩后人的关系仍旧比较亲密。天皇那位妹妹清宫贵子内亲王的丈夫岛津久永，是岛津忠义的孙子。按中国人的伦常辈分来看，岛津久永是清宫贵子内亲王母亲的表弟，夫妻是近亲而且差了一辈。当然，在历史上，近亲与不同辈结婚本是日本天皇家系的一个传统。
　　关于天皇的话题留待以后，回过头再说萨摩与长州。它所象征的派阀斗争，可谓日本当代政治仍不消散的底色。昔日自民党独大，内斗之剧烈自不待言。新上台的民主党，内部依然有众多的派系，如小泽一郎的子弟兵，横路孝弘为首的新政局恳谈会，前原诚司的凌云会等。很多人也等着看新的戏码何时上演。萨长之争的最大失败是在第一代的元老们死去后，沦为意气用事的较劲，在愈发局促的眼界里没有产生一位具有整体乃至全球性战略眼光的领导者。观今日的日本政界，这个问题还是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