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9-16 09:09:57
　　《历史的侧面》（114）
　　“新思潮派”的观点
　　作为社会史论战的一方，“新思潮派”因为接受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苏联）的最高指示，认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确定无疑地进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所以，他们的结论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被设计好了，是定死了的概念，不允许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所以，他们在参与论战的时候，也只能照本宣科，生搬硬套，硬着头皮往前冲。所谓有证据要上，没有证据，制造“证据”也要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是，要想证明这种被“定死”了的概念，就必须证明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其社会形态也必须是“封建”的，否则的话，你就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你前边不封建，后边不封建，中间突然横插进一个“半封建”的论断，连傻子都能看出来你的理论是错误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还有谁会听你指挥呢？
　　所以，在当时的论战过程中，有人辛辣地讽刺“新思潮派”，说他们这种论证方式就是：先预订好一个“结论”，然后想方设法寻找理由来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这可是典型的逻辑先验论啊！如果把它放到法律界，就是“先枪毙，然后再找证据”。
　　可是，“封建”一词用于修饰“先秦”社会毕竟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不是几个文化名流，或者“理论专家”，喊几句口号或者写几篇蹩脚文章就可以轻飘飘化解的。为了证明“秦至清”这一段历史时期是“封建社会”，他们必须拿出有力的证据才行。
　　可是，拿什么证据呢？
　　答案是，没证据。
　　因为实在找不出什么证据。至少在中国的历史里实在是找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更堆砌不出多少让大多数人都很信服的“论证逻辑”。没有办法，“新思潮派”的笔杆子们只好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证明。
　　日期：2018-09-16 10:06:16
　　《历史的侧面》（115）

　　第一种是举例子。
　　举的还不是本国的例子，尽举一些外国的例子，因为本国实在是没什么例子可举。你要是真举出来，那可真是奇了怪了，因为在中国历史里，“封建”一词向来是指“封邦建国”、“裂土封侯”、“封建亲戚”这些意思。要是把这些意思列举出来，刚好又跑回到“封建”一词的古义里，这不是打自己脸吗？所以，他们只好到国外去搜集例子。
　　所谓“言必称希腊”【57】，不是他们愿意称希腊，而是中国实在没有啊，只能到“希腊”去找例子啦。
　　比如，吕振羽在试图证明中国也曾经存在过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时，就举了日本、俄国和西欧的例子【58】。在吕振羽看来，既然有那么多国家都曾经存在过“古代奴隶制、中古封建制、近世资本制”这几个历史阶段，那么我们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够存在呢？难道我们的古人比他们差吗？
　　我们知道，西欧、日本和俄国，特别西欧和日本，在它们的历史里，确实存在过比较典型的封建制度（类似西欧中世纪那种“feudalism”），但是它们存在过，我们就一定要存在吗？他们历史上有过，我们历史上也一定有过吗？
　　如果按照吕振羽的逻辑，欧洲人贩卖黑奴、鸦片，我们也应该贩卖黑奴、鸦片；俄国人富于侵略性，我们也必须富于侵略性；日本人变态，我们也必须勇敢地变态起来吗？这不是混蛋逻辑吗？真为他们的智商捉急。
　　好在，类似“中国到底存不存在奴隶制社会”这样的问题，如今已被官方解禁。类似“奴隶社会不再是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这样的论断，也已经成为今天学术界普遍的共识。所以说，强权只能逞一时之威，却无法永远占据学术的高地，只有真理才是永恒的。
　　日期：2018-09-16 12:44:19
　　《历史的侧面》（116）
　　第二种是狠批“异端邪说”。
　　所谓的“异端邪说”，指的是其他门派的学说。由于自己实在拿不出论据，新思潮派的笔杆子们，只好对其他门派大加口诛笔伐，大肆批判，竭尽所能的打压。比如，翦伯赞在批驳当时流行的“商业资本主义”说法时，就认为“商业资本”根本就不应该称为一个“主义”，划分历史阶段的方法应该按照“生产方法”的标准来进行【59】。可是用这种标准怎么样来划分“秦清封建说”，他又说不清楚。

　　再比如，朱新繁在批驳陶希圣的“（官僚）士大夫”论时曾经指出，陶希圣把官僚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而把它与地主阶级对立起来，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
　　“官僚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臣仆，绝不是外在于统治阶级的一个独立阶级”【60】。
　　看到这里，阵疯不禁要呵呵了。谁都知道，即使是官僚思想已经很薄弱、官员地位已经下降很多的当今社会，政府和官员的角色仍然不是什么人民的“公仆”，而是人民的“父母”、是人民的“祖宗”，可以骑在人民头上随便拉屎还不能让你说臭。明明是“大爷”的角色，偏偏要装孙子。不要太矫情了好不好！
　　电视剧《潜伏》里有一句台词说得好，“要不是为了那点儿特权，谁愿意当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