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山东人,半部近代史——近代山东的十大猛人》
第10节作者:
鲁西狂人 这次四巨头会议在几个方面达成了一致,第一就是改组内阁,将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旧交通系赶出内阁。靳云鹏原指望财政总长周自齐和交通总长叶恭绰能向美国借款解决财政问题,谁知这二人非但不出力,还处处掣肘,他俩的目的是让靳斜眼干不下去,把位子让给旧交通系老大梁士诒。
听到改组内阁的风声后,周自齐主动提出辞职,靳云鹏提名李士伟接任。
财政总长的变动对于吴佩孚影响很大,因为周自齐比较欣赏北洋的后起之秀、自己的同乡吴佩孚,吴佩孚在洛阳练兵,庞大的军费来源除了河南督军赵倜提供的京汉铁路路款,还有周自齐拨给的津浦铁路路款。在各地催饷的时候,周自齐总是优先发给吴佩孚。吴佩孚在洛阳通电反对李士伟接任财政总长,指出李世伟是亲日派。恰巧此时爆出来李士伟曾与曹汝霖、陆宗舆勾结,又向日本借款,以新债还旧债。李士伟不敢来接任,财政总长只好由和靳云鹏吃一个丨奶丨头长大的潘馥(现为财政次长)代理。
除了改组内阁,还有就是地盘问题,张作霖在东南、西北均未得到好处,除了东三省巡阅使,北京又发表他为蒙疆经略使,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划给了他。曹锟解除了原四省经略使,改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曹锟、张作霖、王占元各分得二百万元经费,至此四巨头会议算是圆满结束,三位大佬志得意满地返回了老窝。
日期:2018-06-02 12:40:12
七、青灯古佛度晚年
四巨头会议只能缓得一时,财政窘困仍是靳云鹏面临的最大难题。各省军阀一方面把税款截留,一方面又向北京索饷。各部职员工资拖欠许久,也纷纷讨薪。1921年11月,教育部员工竟举行了同盟罢工,其他各部也因发不下工资而怠工,政府机关的日常行政事务陷于停顿状态。外国列强又不断催债。几方面逼得财政部几乎走投无路。
此时,靳云鹏与徐世昌的关系也在逐渐恶化,府院之间再次发生冲突。
起因是这样,为解决还款问题,美国银行团的代表提出了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就是成立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来偿还以前的1100美元的旧借款,并指定烟酒税作为担保。这时的盐务署长是潘馥,不用说这是靳云鹏的人,而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则是徐世昌的人,如果新的借款成立,那烟酒公署就能得10%即160万美元的回扣。潘馥见钱眼红,他私自找到美国代表,建议说,烟酒税常被各省军阀扣留,不靠谱,不如再加上我们单位的盐税作担保。多一种担保多一份控制,这种好事美国代表当然同意。如此一来,盐务署与烟酒公署平分160万美元,这让总统府一方大为恼火。
吴佩孚一向讨厌潘馥的为人,趁这次机会,发电报大骂了一顿潘馥。吴佩孚电报的份量可想而知,总理都能被他骂下台,何况一个署长。潘馥辞职下了台。靳云鹏认为这是徐世昌暗中捣鬼,所以他发电报给张作霖说,张寿龄自从当上烟酒督办后,所有税收账目从不报国务院备案,内阁简直无权过问。张作霖立刻从关外打电报给徐世昌,指责张寿龄能力有限,应该撤职。张作霖电报的能量不亚于吴佩孚,张寿龄也只好下台走人。
徐世昌想提拔袁乃宽继任烟酒督办,靳云鹏却要潘馥来担任。徐世昌咬牙切齿说,宁可不当总统,也不让潘馥上台!府院之间闹得不可开交。
日期:2018-06-03 07:35:10
前面说过,靳云鹏通过四巨头会议将周自齐、叶恭绰等旧交通系挤出内阁,这让旧交通系分子极为不满。此时府院之间出现了矛盾,旧交通系趁机展开了倒阁活动。旧交通系把持的国内银行对于靳内阁面临的财政困难坐视不救,以此压迫靳云鹏。梁士诒装作没事儿人一样来到北京,与徐世昌进行了接洽。叶恭绰则跑到关外,劝张作霖支持梁士诒组阁。叶恭绰向张作霖承诺三件事,一是梁士诒组阁后,军饷优先供给奉系;二是由交通系出面,联络南方和皖系,三方合作倒直;三是事成之后奉系主持北京政局。直奉矛盾日益激烈,这三个条件,不能不让张作霖动心。
吴佩孚率军入鄂,击败湘军、川军,北京政府发表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此事严重刺激了张作霖。张作霖认为靳云鹏有意偏向直系,尤其靳云鹏的军师、交通总长张志潭更是个亲直系的人。1920年12月,张作霖来到北京见到徐世昌后,先是大骂财政总长高凌霨,接着又骂张志潭,最后说内阁非改组不可!这话正说到了徐世昌的心坎里。
靳云鹏受到了总统、奉系、旧交通系的三面围攻,知道自己无法恋栈,因此于12月17日宣布内阁总辞职,自己离京赴津。
靳云鹏下台后,张作霖推梁士诒上台,吴佩孚则发电报反对梁士诒组阁,进而与奉系张作霖对骂,最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
日期:2018-06-04 11:58:34
下台后的靳云鹏不甘寂寞,仍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1926年,张作霖、吴佩孚联合逐走冯玉祥的国民军,张作霖曾提议再由靳云鹏组阁,但却遭到吴佩孚的反对。1927年,北伐军兴,张作霖在北京被孙传芳、张宗昌拥戴为安国军大元帅,成立安国军政府,曾想再由靳云鹏担任内阁总理。靳云鹏都准备好了就职演讲稿,但张宗昌、褚玉璞等实力派力荐铁哥们潘馥。潘馥当仁不让,当了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总理。靳云鹏对此耿耿于怀,大骂潘馥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1928年6月,北伐军逼近京津,张作霖乘火车离开北京,靳云鹏、潘馥等随车同行。车到天津后,靳云鹏的副官上车报告说,靳的好友坂西利八郎有要事相商,请立即回宅等候。靳云鹏因此下车,潘馥也在天津下了车。靳云鹏在家中等了一天,也没见到坂西利八郎来,难免骂了几句这个日本鬼子。第二天,即6月4日,靳云鹏得到了消息,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了。
随着张作霖的逝去,北洋军阀彻底成了历史名词,靳云鹏不再抱有幻想,他从此皈依佛门,吃斋念佛,还给自己取了个法号叫智证居士。每周日,他拉老乡孙传芳一起到广东路的居士林礼佛听经。后来他和孙传芳联络商界人士,集资将城东南的清修禅院改建为佛教居士林,靳云鹏自任林长,孙传芳为副林长兼理事长,每礼拜三、礼拜六准时到居士林听富明大师讲经。1935年,孙传芳在居士林听经时,被仇人施剑翘刺杀,血溅佛堂,居士林自此门庭冷落。
靳云鹏又联合另一位佛教徒,就是当年为三百万军费大骂的龚心湛,两人计划重修明朝时修建的大悲院(即今天天津市河北区天纬路的大悲禅院),后来因日军侵占而作罢。直到抗战胜利后,靳云鹏向天津市政府致函请求重修大悲院,经市政府调查后批准,靳云鹏以理事长的身份组织重修了大悲院。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占平津,日本曾派坂西利八郎劝靳云鹏出山组织傀儡政权。靳云鹏答复坂西说,出山可以,条件是日军撤到山海关以外。让日本鬼子把吃进去的地盘再乖乖吐出来,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这件事因此不了了之,靳云鹏在民族大义上保住了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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